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亚洲开发银行贷款协议（普通资本来源）（上海市投资信托公司项目）
中国 亚洲开发银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亚洲开发银行贷款协议
（普通资本来源）（上海市投资信托公司项目）
（签订日期１９８９年８月２８日）
本贷款协议于１９８９年８月２８日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下称借款人）和亚洲开发银行（下称亚行）双方之间签订。
鉴于：
（Ａ）借款人为实施本贷款协议３．０１款所陈述的项目，向亚行申请贷款；
（Ｂ）项目将由上海市投资信托公司（下称上投公司）具体执行，为此，借款人将按亚行所要求的条款，保证上投公司使用贷款款项；
（Ｃ）借款人还要求亚行提供技术援助（下称技术援助），用以上投公司机构和机制的强化。根据同时签署的借款人政府和上投公司为一方，亚行为另一方的协议，亚行同意以日本特别基金提供等值于四十五万美元的技术援助；
（Ｄ）根据前述情况，亚行同意按本协议以及亚行与上投公司同时签署的项目协议所规定的条款，从其普通资本来源中向借款人提供一笔贷款；
为此，本协议双方达成如下协议：
第一条 贷款规则、定义
１．０１款 １９８６年７月１日颁布的亚行贷款的一般程序，适用于本贷款协议，具有同等效力。（上述已作修改的普通资本来源贷款规则按照本协议附件一修改后，以下称贷款规则）。
１．０２款 除本协议另有规定，本贷款协议所使用的贷款规则已作定义的术语，仍具有各自特定的含义。下述术语补充定义如下：
（ａ）“章程”指１９８１年２月经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的及以后依法修改的上投公司的公司章程。
（ｂ）“上投公司”指上海市投资信托公司，它是按照章程成立的国营企业。
（ｃ）“项目执行代理人”为上投公司，它负责项目的执行。
（ｄ）“经营大纲”指上投公司关于本协议附件４第２段的经营大纲。
（ｅ）“发展战略”指上投公司关于本协议附件４第２段的发展战略。
（ｆ）“转贷款协议”指本协议３．０２款所规定的借款人和上投公司之间签订的协议。
（ｇ）“子贷款”指上投公司给予或准备给予合格的企业，以实施合格的项目的贷款，子贷款资金源于本协议的贷款款项。
（ｈ）“合格的企业”指上投公司准备给予或已给予子贷款的某一企业。
（ｉ）“合格的项目”指合格的企业通过使用子贷款资金实施的特定发展项目。
（ｊ）“子公司”指由上投公司或其子公司或由上投公司与其子公司共同掌握或者有效控制的大多数未清偿表决权股份或其他权益的公司。
（ｋ）“ＩＴＣ”指上海市投资信托公司的子公司：上海市上投进出口公司。
（ｌ）“人民币”指借款人的法定货币。
１．０３款 根据贷款规则２．０１款（２７），“汇率风险分担体系”指亚行设立的用以在其借款人中分担贷款的外汇风险的制度。１９８７年９月１日颁布的“汇率风险分担体系施行规则”中作了规定。
第二条 贷款
２．０１款 亚行同意从其普通资本来源中向借款人提供一笔等值于一亿美元（＄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的多种货币贷款。
２．０２款 借款人将向亚行支付根据贷款规则３．０２款所确定的利息。
２．０３款 （ａ）借款人每年须支付百分之零点七五（０．７５％）的承诺费。该承诺费将从贷款协议签署后六十天起，按下述方式根据贷款金额（减去已提款项）连续计付：
第一年间按＄１５，０００，０００计付；第二年间按＄４５，０００，０００计付；第三年间按＄８５，０００，０００计付。此后，根据总贷款额计付。
（ｂ）如果贷款的某笔款项被取消，本款（ａ）段落所述的每部分金额按取消的款项所占未取消前总金额的比例相应减少。
２．０４款 贷款的利息及其他费用在每年的３月１５日和９月１５日支付。
２．０５款 （ａ）借款人须根据本贷款协议附件２规定的分期还款计划，向亚行归还从贷款帐户上提取的本金。
（ｂ）除非借款人和亚行另有协议，每笔子贷款的分期还款计划：（ｉ）从根据项目协议２．０２款（ａ）、（ｂ）或（ｃ）批准该笔子贷款帐户中提款之日起不得超过１２年，包括不超过３年的宽限期；（ｉｉ）规定包括本金和利息在内的大约均等的半年一次的还款。
第三条 项目说明、贷款使用
３．０１款 贷款所适用的项目，是指通过上投公司融资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别发展项目。贷款目的是用于企业生产发展，并以上投公司的章程、经营大纲、发展战略和项目协议书为依据。
３．０２款 借款人须与上投公司签订一项转贷款协议，其中规定给上投公司的转贷金额、项目的实施，以及借款人与亚行各自的权利。该转贷款协议在形式、条款、条件等方面须符合亚行的要求，同时，必须不致于对本贷款协议中借款人义务的履行造成损害或限制。
３．０３款 （ａ）在提款时贷款的款项可以从贷款帐户中提取，用以合格项目的合理的货物与服务项下的外汇费用。
（ｂ）除非亚行另行同意，从贷款帐户中提取的每部分金额只能用于对合格企业的子贷款，且只能用于合格企业实施合格项目所需的货物与服务的实际的全部的外汇费用。
（ｃ）除非亚行另行同意，以贷款资金支付的一切货物与服务，其采购须依照本贷款协议附件３的规定进行。
３．０４款 根据贷款规则８．０３款的规定，从贷款帐户上提款的截止日，是本协议生效日起四年后的同一日期或其他经借款人和亚行协商同意的某一日期。
第四条 特别保证
４．０１款 （ａ）借款人将督促上投公司以应有的努力有效地实施项目，并要求其符合合理的银行、行政、金融、工程、环境和商业实务的需要以及发展政策。
（ｂ）在项目的进行过程中，借款人必须根据本协议附件４的规定，履行借款人应尽的义务。
４．０２款 借款人应向亚行提供或被督促向亚行提供必需的报告和资料。这些报告和资料是关于：（ｉ）贷款、贷款款项的开支、以及服务的提供；（ｉｉ）项目；（ｉｉｉ）合格企业、合格项目以及子贷款；（ｉｖ）上投公司的行政、业务和财务情况；（ｖ）借款人的国内财务和经济状况，以及国际收支差额状况；（ｖｉ）其他和贷款有关的情况。
４．０３款 借款人须使亚行的代表能够检查任何合格企业、合格项目，通过贷款资金支付而取得的货物，以及由上投公司保存的所有有关的报告和文件。
４．０４款 借款人必须及时地采取必要的行动，包括提供资金、便利、服务、以及其他资财，以帮助上投公司履行其项目协议中的义务。借款人不能采取或允许任何干扰上投公司履行义务的行动。
４．０５款 （ａ）借款人应行使根据转贷款协议所拥有的权利，以保护借款人和亚行的利益，并实现本贷款的目的。
（ｂ）未经亚行预先同意，转贷款协议规定的权利和义务不得转让、修改、撤销或放弃。
４．０６款 （ａ）借款人和亚行双方一致认为：借款人的其他外债债权人不会通过对借款人资产设定留置权的方法，取得凌驾于本贷款之上的优先权。为此，借款人保证：（ｉ）除非亚行另行同意，如果借款人的任何资产被设定留置权作为归还某笔其他外债的抵押，据此这种留置权亦应平等地、按比例地保证本笔贷款本金、利息及其他费用的偿还。（ｉｉ）如果借款人设定或允许设定某种留置权时，须对此作出明确的规定，此外，如果由于宪法或其他法律的原因，这种规定不能适用于在政治分支机构的资产上设定任何留置权，借款人必须立即地、并在不损害亚行利益的前提下，在借款人的其他资产上设定一种令亚行满意的同样价值的留置权，以保证归还亚行的贷款本金、利息和其他费用的支付。
（ｂ）本款（ａ）段的规定不适用于：（ｉ）在购买某笔财产时，仅仅作为支付该笔财产买价的担保，而设立在该笔财产上的留置权；（ｉｉ）产生于银行之间交易的一般程序并作为担保到期日不得超过一年的债务的任何留置权。
（ｃ）“借款人的资产”这一术语用在本款（ａ）段中，是指借款人的任何政治分支机构或任何其代理人的财产，以及这些政治分支机构的代理人的资产，包括中国人民银行以及任何其他具有为借款人执行中央银行职能的机构。
第五条 中止、提前偿还
５．０１款 出现下述事由，借款人根据贷款规则８．０２（１）款的规定从贷款帐户中提款的权利将被中止：
（ａ）上投公司没有履行转贷款协议规定的任何一项义务。
（ｂ）任何向上投公司贷款的贷款协议或相应的担保协议中出现协议所规定的违约情况，则依据该条款，原定到期日为一年或一年以上的上述贷款本金的任何部分，在到期日之前加速到期并提前偿还。
（ｃ）由于上投公司章程或其他规定被取消、暂停、修改、放弃，使亚行合理地认为会严重地、不利地影响到项目的执行或者会影响上投公司履行项目协议义务的能力。
５．０２款 根据贷款规则８．０７（ｄ）规定，提前偿还的附加事件如下：本贷款协议５．０１款规定的任何事件出现。
第六条 生效
６．０１款 根据贷款规则９．０１（ｆ）款宗旨，使本贷款协议生效的附加条件有：
（ａ）借款人的国务院批准本贷款协议；
（ｂ）经营大纲和发展战略已经上投公司董事会批准并送交亚行；
（ｃ）转贷款协议在形式和实质内容上经亚行认可，经借款人和上投公司签字生效实施，具备完整的效力，其条款对协议当事人具有约束力，且仅以本贷款协议生效为前提。
６．０２款 根据贷款规则９．０２（ｄ）款，在送呈亚行的意见书中，须包括下述附加内容：转贷款协议已经借款人和上投公司及时地授权或批准、签字生效，其条款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且仅以本贷款协议的生效为前提。
６．０３款 根据贷款规则９．０４款宗旨，本贷款协议签署后的第９０天，为协议生效日。
第七条 权力的委托
７．０１款 借款人委托上投公司为代理人，采取任何行动或者根据贷款协议２．０５、３．０３、３．０４款的要求和规定，以及贷款规则５．０１、５．０２、５．０３、５．０４、５．０５款的要求和允许签订协议。
７．０２款 根据本贷款协议７．０１款规定，由借款人授权委托上投公司所采取的行动或签订的协议，对借款人有完全的约束力，具有如同借款人自身行动的同等效力。
７．０３款 根据本贷款协议７．０１款规定上投公司受托所取得的权力，可以通过借款人和亚行签订协议予以废除或修改。
第八条 其他问题
８．０１款 根据贷款规则１１．０２款规定，中国人民银行行长被指定为借款人的代表。
８．０２款 根据贷款规则１１．０１款，确定下列地址：
借款人地址：
中国人民银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三里河
电报地址：北京，人民银行
电传号码：２２６１２、ＰＢＣＨＯ．ＣＮ
银行地址：
亚洲开发银行
邮箱：７８９
菲律宾 马尼拉
电报地址：马尼拉 亚发银行
电报号码：
２３１０３ ＡＤＢ ＰＨ（ＲＣＡ）
４０５７１ ＡＤＢ ＰＭ（ＩＴＴ）
６３５８７ ＡＤＢ ＰＮ（ＥＴＰＩ）
传真号码：（６３—２）７４１—７９６１
本贷款协议由双方当事人以自己的名义，通过各自的授权代表签字，并送交亚行的总部，签字日期为前述之日期。
注：附件一、二、三略。
中华人民共和国 亚洲开发银行
授权代表 授权代表
王英凡 斯坦利·卡茨
（签字） （签字）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指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遭受物质损失的被害人，以及人民检察院对国家、集体财产因被告人的犯罪行为遭受损失，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提出要求赔偿的诉讼活动。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附带民事诉讼”仍是二条原则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1994年3月21日公布的《关于审理刑事案件程序的具体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对附带民事诉讼部分作了一些具体规定，但仍有许多问题没有明确下来，还有些规定存在法律冲突的情况。笔者结合办案实践，拟在以下的几个方面浅谈拙见，尽抛砖之力，以求法律在附带民事诉讼方
面的健全完善。
一、刑罚与赔偿的关系问题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解决的民事诉讼，它是因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引起的损害赔偿的民事诉讼，虽是一种附带诉讼，但具有相对独立性。附带民事诉讼的构成条件及审理程序均具有严格的规定，虽是二诉合一，但刑事诉讼与附带民事诉讼决不能混为一谈，成为相互制约的条件。不能因民事赔偿而减轻刑事处罚，也不能以加重刑罚代替赔偿。刑罚是对犯罪分子的人身权利实行的强制办法，它不能消除受害人物质损害的后果；赔偿则是损害之债的履行，是对犯罪行为所致财产损失的补偿，用以消除物质损害的后果，并不涉及人身权利的处罚。二者虽然针对同一犯罪事实，但决不能互相代替。实践中很多法院因怕麻烦，或以刑罚代替赔偿，驳回受害人的附带民事诉讼请求，或者对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被告（尤其是轻伤害案件的被告人），只要附带民事诉讼部分予以赔偿，就视为有悔罪表现，判处缓刑，而不考虑犯罪情节和犯罪手段等其他因素。这些作法是对刑事处罚与民事赔偿关系的误解，也是对法律的滥用。刑罚解决不了受害人的物质损失，同样赔偿也代替不了法律对犯罪行为的惩罚。附带民事诉讼只是为了简化诉讼程序，减少当事人的诉累而与刑事诉讼一并审理，并规定在刑事部分审理后再审民事部分。而有些法院却在刑事部分庭审前，主持当事人对民事部分先行调解，如能达成协议，刑事部分则从轻处罚或适用缓刑，这是严重违法的。《规定》第71条明确规定附带民事诉讼必须在刑事部分审理结束后进行，实践中应坚决杜绝以钱买刑，以赔偿代替刑罚的现象。应当明确，刑罚与赔偿并不存在相互制约的关系，只是两个诉讼程序的两种制裁手段，从这个角度讲，二者是平行的，并不直接发生关系。明确这点，对司法实践正确适用刑罚和正确适用赔偿，维护法律的严肃性和维护当事人的合
法权益具有重要意义。
二、赔偿的原则问题
《规定》第62条明确了赔偿原则“因犯罪行为遭受物质损失，已经得到退赔而仍不能弥补损失的被害人，也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但是被害人不能提供证据证实被告人确有财产可供赔偿的，人民法院裁定驳回”。可以看出，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原则是以被告人确有赔偿能力为前提的。笔者认为，这样规定有失偏颇。附带民事诉讼实质上是民事诉讼，应适用民事诉讼法律的有关规定，在赔偿问题上应采取实际损失赔偿的原则，至于被告人是否有执行能力，则不是法院判决时应当考虑的问题。如果被告隐匿财产、转移赃物，妄图“受苦一时，舒服一世”，或者被告人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或者被判处缓刑，虽然在判决时没有财产，则日后有能力赔偿时，却没有法律约束其履行赔偿义务，这不利于彻底惩戒犯罪分子，对受
害人也是显然不公平的。
笔者认为，最高人民法院之所以作出这条规定，是否主要考虑附带民事诉讼不发生移送执行的问题，避免附带民事诉讼执行过多牵扯刑庭的精力。但这样规定，不能使受害人的损失得到赔偿，不利于切实维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法院的判决对受害人的赔偿请求不予支持，那么受害人合法权益又靠什么来保护呢？如果被告人日后被发现有财产足以赔偿，受害人又没有法律文书支持，依据什么申请执行呢？所以笔者认为附带民事诉讼不应以判决时被告人的赔偿能力作为是否对受害人赔偿请求给予支持的根据，而应按照民事法律的规定，实行实际损失赔偿原则，不给犯罪分子以可乘之机，切实维护受害者的合法权益，也保证适用法律的一致性。为避免增加刑庭的工作量，建议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执行由专职民事执行工作的
执行庭统一执行，便于法院内部分工明确，各司其职。
三、共同致害人的连带赔偿问题
在共同犯罪中，被追究刑事责任的被告应承担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责任，而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其他共同致害人是否承担赔偿责任呢？如三人共同伤害案中，其中一人持刀将受害人捅成重伤，其他二人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也没有直接造成受害人的重伤的后果，此二人是否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呢？实践中对此认识不一，处理结果也不相同。笔者认为，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共同致害人也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因为共同致害人虽然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但由于其参与了共同犯罪活动，其犯罪活动不仅触犯了刑法，而且造成被害人的经济损失。触犯刑法要受到刑罚处罚，只是由于情节轻微或有其他从宽表现而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但由于其共同犯罪行为造成被害人的经济损失，应按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视为共同侵权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实践中有的法院对没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共同致害人判决不承担赔偿责任，有的法院让被害人向未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共同致害人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这些做法，人为割裂了同一损害的赔偿法律关系，不利于划分共同致害人承担的责任比例，增加了被害人的诉累，也不利于法院的审理。另外，法院对另案处理的共同致害人也应一并作出附带民事诉讼判决，因为按民诉法规定，侵害事实清楚，即使被害人不到庭，法院也可以缺席判决，
对于所有共同侵权人，则应判决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四、达成调解协议并给付后被害人能否提起附带民事诉讼问题
被害人在刑事立案后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在刑事判决生效后，提起民事诉讼，都是当事人的权利，不应受到限制，但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之后又单独提起民事诉讼，则是不允许的。因为附带民事诉讼实质上是民事诉讼，当事人不可就同一事实提起二次民事诉讼请求，受害人只能选择其一。但是在公诉案件起诉到法院前，当事人双方就民事赔偿部分达成调解协议并已给付后，受害人能否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呢？笔者认为，附带民事诉讼，是法律赋予受害人的诉讼权利，不管受害人在公安机关，检察机关，还是私下达成了调解协议，受害人均有权在案件移送法院后，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法院应该受案，并审查调解协议内容是否违法，是否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否存在欺诈、胁迫或重大误解，而不应不经审查就不予立案或驳回诉讼请求。公安、检察机关制作的调解协议，均不具备强制执行的效力，因其调解依据的是单行法规而不是民事法律，二者在具体问题的规定上并不完全一致。如公安机关处理道路交通事故案件依据的是国务院《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该办法对损害赔偿规定只赔偿直接损失，不包括营运损失等间接损失，而《民法通则》规定损害赔偿指实际损失赔偿，包括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二者在赔偿项目和赔偿数额上存在差异。被害人在公安部门接受调解后，仍可就赔偿不足部分向法院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法院应依法受理并予以支持。
五、精神损害赔偿问题
新《刑诉讼法》第77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根据这条规定附带民事诉讼只适用于物质损失，精神损害则排除在外。笔者认为，这样规定欠妥。首先，附带民事诉讼实质上是民事诉讼，以民事实体法律为内容，受民事实体法律的制约。《民法通则》第120条明确规定“公民名誉权受到侵害的，可以要求赔偿损失”。因而，民事法律对精神损害是给予赔偿的，这就造成附带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就同一问题适用法律的不一致。司法实践中，各地法院在审理民事案件时，不仅对侵犯名誉权的案件，判令精神损害赔偿，而且对非侵犯名誉权的案件，也判令精神损害赔偿。如北京海淀区法院对贾国宇因燃气罐爆炸引起毁容案判决责任人赔偿精神损害费10万元人民币，法庭认为“人身损害赔偿应当依法按照实际损失确定，实际损失除物质以外，也包括精神损失，即实际存在的无形精神压力与痛苦”；还有北京朝阳区法院对于金华医疗事故造成精神损害判令责任单位赔偿精神损害费12万元。这些司法判例，充分说明我国法制建设的逐步完善和对人权保护的加强，而刑事诉讼法律不仅在精神损害赔偿方面没有发展，反而与原有的民事法律相冲突，导致附带民事诉讼对精神损害不予赔偿，而单独提起民事诉讼则给予赔偿的法律怪状。新刑事诉讼法修改前，司法界已注意到这一现象，最高人民法院于1993年公布的《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中，说明“侵犯名誉权构成犯罪，被害人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体现了附带民事诉讼中，可以要求精神损害赔偿这一原则；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公报1990年公布了唐敏诽谤案两审判决均对精神损害给予赔偿，这些都表明我国的精神损害赔偿不仅有章可循，而且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正在不断扩大。精神损害赔偿能更加全面、切实地给受害人以精神上的安慰和心灵上的补偿，是我国法制建
设发展和完善的重要内容。
综上所述，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律对附带民事诉讼在某些方面缺乏明确的具体的规定，在赔偿的原则和精神损害赔偿等方面存在着法律适用冲突，在司法实践中更有大量的以罚代刑的现象，造成同种案件因地而异，因人而异，因适用法律不同而结论截然相反的情况。这些现象的存在严重干扰着我国司法界对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审理，笔者希望关于附带民事诉讼的法律解释尽快出台，关于法律适用中的矛盾问题尽快修改，充分发挥新刑诉法在打击
犯罪、保护人权方面的积极作用，推进我国民主和法制建设的进程。
四、达成调解协议并给付后被害人能否提起附带民事诉讼问题
被害人在刑事立案后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在刑事判决生效后，提起民事诉讼，都是当事人的权利，不应受到限制，但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之后又单独提起民事诉讼，则是不允许的。因为附带民事诉讼实质上是民事诉讼，当事人不可就同一事实提起二次民事诉讼请求，受害人只能选择其一。但是在公诉案件起诉到法院前，当事人双方就民事赔偿部分达成调解协议并已给付后，受害人能否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呢？笔者认为，附带民事诉讼，是法律赋予受害人的诉讼权利，不管受害人在公安机关，检察机关，还是私下达成了调解协议，受害人均有权在案件移送法院后，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法院应该受案，并审查调解协议内容是否违法，是否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否存在欺诈、胁迫或重大误解，而不应不经审查就不予立案或驳回诉讼请求。公安、检察机关制作的调解协议，均不具备强制执行的效力，因其调解依据的是单行法规而不是民事法律，二者在具体问题的规定上并不完全一致。如公安机关处理道路交通事故案件依据的是国务院《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该办法对损害赔偿规定只赔偿直接损失，不包括营运损失等间接损失，而《民法通则》规定损害赔偿指实际损失赔偿，包括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二者在赔偿项目和赔偿数额上存在差异。被害人在公安部门接受调解后，仍可就赔偿不足部分向法院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法院应依法受理并予以支持。
五、精神损害赔偿问题
新《刑诉讼法》第77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根据这条规定附带民事诉讼只适用于物质损失，精神损害则排除在外。笔者认为，这样规定欠妥。首先，附带民事诉讼实质上是民事诉讼，以民事实体法律为内容，受民事实体法律的制约。《民法通则》第120条明确规定“公民名誉权受到侵害的，可以要求赔偿损失”。因而，民事法律对精神损害是给予赔偿的，这就造成附带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就同一问题适用法律的不一致。司法实践中，各地法院在审理民事案件时，不仅对侵犯名誉权的案件，判令精神损害赔偿，而且对非侵犯名誉权的案件，也判令精神损害赔偿。如北京海淀区法院对贾国宇因燃气罐爆炸引起毁容案判决责任人赔偿精神损害费10万元人民币，法庭认为“人身损害赔偿应当依法按照实际损失确定，实际损失除物质以外，也包括精神损失，即实际存在的无形精神压力与痛苦”；还有北京朝阳区法院对于金华医疗事故造成精神损害判令责任单位赔偿精神损害费12万元。这些司法判例，充分说明我国法制建设的逐步完善和对人权保护的加强，而刑事诉讼法律不仅在精神损害赔偿方面没有发展，反而与原有的民事法律相冲突，导致附带民事诉讼对精神损害不予赔偿，而单独提起民事诉讼则给予赔偿的法律怪状。新刑事诉讼法修改前，司法界已注意到这一现象，最高人民法院于1993年公布的《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中，说明“侵犯名誉权构成犯罪，被害人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体现了附带民事诉讼中，可以要求精神损害赔偿这一原则；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公报1990年公布了唐敏诽谤案两审判决均对精神损害给予赔偿，这些都表明我国的精神损害赔偿不仅有章可循，而且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正在不断扩大。精神损害赔偿能更加全面、切实地给受害人以精神上的安慰和心灵上的补偿，是我国法制建
设发展和完善的重要内容。
综上所述，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律对附带民事诉讼在某些方面缺乏明确的具体的规定，在赔偿的原则和精神损害赔偿等方面存在着法律适用冲突，在司法实践中更有大量的以罚代刑的现象，造成同种案件因地而异，因人而异，因适用法律不同而结论截然相反的情况。这些现象的存在严重干扰着我国司法界对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审理，笔者希望关于附带民事诉讼的法律解释尽快出台，关于法律适用中的矛盾问题尽快修改，充分发挥新刑诉法在打击
犯罪、保护人权方面的积极作用，推进我国民主和法制建设的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