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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辈分不同的旁系血亲能否结婚等问题的批复

1955年11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

热河省高级人民法院：
法民字第13号报告已收到。你们对张×与张××婚姻问题的处理意见，基本上是妥当可行的。但应把处理办法的顺序颠倒一下即：应先劝说其母亲，争取她同意其女儿与张×结婚；如劝说确实无效时，再劝说张×与张××双方另行结婚；如劝说也无效时，则可让他们到外地结婚。惟张×与张××都是农民，如离乡背井到外地结婚，事实上是否可能，需要慎重考虑。

附：热河省高级人民法院报告 法民字第13号
最高人民法院：
我省青龙县三区古楼寺村农民张×（男21岁、中农、出身农民）与张××（女31岁、贫农、出身农民）系五代内旁系血亲，该二人互称姑侄。张×家中就是他与父亲两人，生活过的比较不错，他的劳动又挺好，经常帮助张××家里做活，由此张××与张×相互有了感情，为此于53年旧历10月间，张××之兄张福恩亲问张×说：“叫××你俩订婚，你同意不？”这样说了两次，张×已同意。后又问他妹，他妹张××也表示同意，××即和其母商议与张×之婚事，其母坚不同意。54年旧历正月某日晚，村内演剧，张××家里人都到外面看剧去了，只剩下张××一人看家，当晚张×去其家，二人谈起婚事，同时即发生了肉体关系，此后二人关系更为密切，致女方怀孕。1955年旧历1月14日早晨张××要分娩，其兄张福恩将张××扶至张×家，生一女孩，由此张××、张×二人公开向村人民政府请求结婚，张××之母为此更为不满，经常死活要闹，曾上吊3次，投河1次，幸被族人及群众解救，因此村干部没办法，将张×、张福恩送交县人民法院。在法院调查审理中，张××和其母刘氏提出如下的不同意见：
一、张刘氏（女，60岁）说：“离这么近，又是家族，辈分还不同，我看不惯，所以我死了也不同意他们结婚。”
二、张××说：“我和张×是情投意合，感情深厚，我俩婚姻是自由自主的，应受法律保护，不管我妈怎样，我坚决要和他（指张×）结婚，我妈死了，我给偿命，怎么着我也不另搞对象了，如果政府不批准我们结婚，我一定死了！”
三、张姓家族人很多，最初从关里出来时，是亲哥四个，张×是大支的，张××是四支的，从张×本身往前推算是六辈，张××是五辈，该地对五代内旁系血亲结婚的问题，尚不习惯，经过当地政府法院多次教育男女双方另搞对象，以达到和睦团结，但说服无效，又经劝解女方之母，使其同意他们结婚，结果不成。
我院认为此种婚姻与婚姻法第二章第五条一款“其他五代内旁系血亲禁止结婚问题，从习惯”之规定精神不相符合，如果准许他们结婚，不但张姓家族及群众不满，更主要的是将会引起其母有生命危险，因此我们的意见，不准其结婚；再次向男女双方讲清政策，说服教育，并将小孩适当安置，动员其与他人另行结婚，如经过说服教育无效时，法院再协同民政、妇联有关部门对其母进行说服解释，搞通思想准其结婚；如说服其母不成而男女又坚决要求结婚时，则应准许结婚；但为避免不满，免出事故，让他们到外地结婚，并在群众中加以解释，以免群众对此问题处理感到不满，上述意见是否可行，请予批示。


中国古代律令中的中的城管公物警察权条款

刘建昆


　　中国古代当然没有建立起现代意义上的道路公物制度，但是作为具有公共利益属性的道路，一直都处在封建统治者的权力保护范围之内。目前，我国城市道路与公路实行城乡二元化的管理模式，城市道路由建设部门和城市管理部门进行管理，公路则由交通行政部门实施分级管理，但是在本质上，二者并无根本性的区别。

　　古代城市尚不发达，一些规定的主要适用范围甚至只局限在京城，但损坏和侵占道路作为传统的违法始终存在。国家对这些违法行为进行打击是必然的。当然，我国古代法的特点决定了，这种打击主要体现在刑律上。在近代法理上，由于出现刑法和行政法的分工，保护道路公物的“公物警察权”主要是属于行政法、公物法。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刑法对此完全不闻不问。

二○○九年十一月一日

附录:一《唐律疏议》

诸侵巷街、阡陌者，杖七十。若种植垦食者，笞五十。各令复故。虽种植，无所妨废者，不坐。

“疏”议曰：“侵巷街、阡陌，谓公行之所，若许私侵，便有所废，故杖七十。“若种植垦食”，谓于巷街阡陌种物及垦食者，笞五十。各令依旧。若巷陌宽闲，虽有种植，无所妨废者，小坐。

其穿垣出秽污者，杖六十；出水者，勿论。主司不禁，与同罪。

“疏”议曰：其有穿穴垣墙，以出秽污之物于街巷，杖六十。直出水者，无罪。“主司不禁，与同罪”，谓“侵巷街”以下，主司并合禁约，不禁者，与犯罪人同坐。

大历二年五月，代宗对长安城市管理出台了补充规定：“诸坊市街曲，有侵街打墙、接檐造舍等。先处分一切不许，并令?Р稹薄?br>
太和五年七月，文宗再次下令对违章建筑予以整治，“百姓及诸街铺守捉官健等舍屋外，余杂人及诸军诸使官健舍屋，并令除拆。所冀禁街整肃，以绝奸民”。“所拆侵街舍，宜令三个月限移拆”。

二《宋刑统》卷26《诸侵巷街》同唐律。

北宋时期，作为都城的开封城，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人口的增加，房屋侵占街道的所谓“侵街”行为，非常严重。如宋太祖时期，曾作坊使的魏丕，“撤本坊旧屋，为舍衢中，收僦直及鬻死马骨，岁得钱七千余缗，工匠有丧者均给之”（《宋史·魏丕传》）。当然，宋廷不能容忍这种现象，曾颁布有“诸侵街巷阡陌者杖七十”（《宋刑统》卷26《侵巷街阡陌》）的法律条文，但是“侵街”行为屡禁不止。开宝九年（976年），宋太祖“宴从臣于会节园，还经通利坊，以道狭，撤侵街民舍益之”（《续资治通鉴长编》（下简称《长编》）卷17）。太宗太平兴国五年（980年）七月，“八作使段仁诲部修天驷监，筑垣墙侵景阳门街，上怒令毁之，仁诲决杖，授崇仪副使”（《长编》卷21）。宋真宗咸平五（1002年）二月，“京城衢巷狭隘，诏右侍禁阁门侯谢德权广之。德权即受诏，则先毁贵要邸舍，群议纷然。有诏止之，德权面请曰：‘今沮事者，皆权豪辈，吝屋室僦资耳，非有它也，臣死不敢奉诏’。上不得已，从之。德权因条上衢巷广袤及禁鼓昏晓之制，皆复长安旧制，乃诏开封府街司，约远近，置籍立表，令民自今无得侵占”（《长编》卷51）。看来，在谢德权的以死相争下，宋廷这次可谓是痛下决心：拆除权贵的侵街邸舍，恢复旧有的禁鼓昏晓制度，同时按照一定的距离竖立表木，作为道路“红线”，严禁建筑?位。当然，现实是复杂的，表木的竖立并非意味“侵街”现象的终结，这场斗争还在继续。据《长编》卷79记载，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十二月“诏：前诏开封府，毁撤京城民舍之侵街者，方属严冬，宜俟春月”。仁宗天圣二年（1024年）六月，“京城民舍侵占街衢者，令开封府榜示，限一岁，依元立表木毁拆”（《长编》卷101）。此后在仁宗景?元年（1034年）十一月甲辰又“诏，京旧城内侵街民舍在表柱外者，皆毁撤之。遣入内押班岑守素，与开封府一员专其事，权知开封府王博文请之也”（《长编》卷115）。神宗元丰年间，“京师并河居民，盗凿阪以自广”（杜大?《名臣碑传琬琰集》卷13），居然出现了“侵河”现象。正是由于多年的“侵街”行为，导致了开封城内“坊无广巷，市不通骑”的局面。至北宋末年，从张择瑞《清明上河图》上看，沿街建筑鳞次栉比，应是多年“侵街”行为的结果。宋廷所立之“表木”，尽管并未制止住“侵街”行为，但是为“侵街”建筑的认定及拆除，提供了标识与范围。并且，从谢德权“约远近，置籍立表”来看，北宋东京街道上应有不少起着道路红线作用的“表木”，为时人所关注。宋廷在虹桥角下竖立四根“表木”，起到防止“侵街”与“侵河”双重作用，张择端将其入画，以代表宋东京城内众多的“表木”，是颇具匠心的。

三《大明律集解附例卷之三十 工律 河防》

侵占街道

凡侵占街巷道路而起盖房屋及为园圃者，杖六十，各令复旧。其穿墙而出秽污之物于街巷者，笞四十；出水者勿论。

纂注：大曰街，小曰巷，道路则人所通行之称。侵占以起房屋、为园圃者，杖六十，复还旧地。街巷贵于洁净，故穿穴出秽者笞四十，仍令塞之出水则不论。

条例

一、京城内外街道，若有作践掘成坑坎、淤塞沟渠、?房侵占或傍城使车、撒放牲口，损坏城脚及大明门前御道、棋盘并护门栅栏、正阳门外御桥、南北本门、月城、将军楼、观音堂、关王庙等处，作践损坏者俱问罪枷号一个月发落。

一、东西公生门朝房官吏人等，或带住家小，或做造酒食，或寄放货柜、开设卜肆、停放马骡、取土作坯、撒秽等项作践，问罪枷号一个月发落。

四《大清律 工律 河防》

侵占街道

凡侵占街巷通路而起盖房屋及为园圃者，杖六十，各令[拆毁修筑]复旧。其[所居自己房屋]穿墙而出秽污之物于街巷者，笞四十。[穿墙]出水者勿论。

条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