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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可以变更指控罪名的法理分析及其立法研究

欧锦雄

当法院审理认定的罪名与控诉方的指控罪名不一致时，法院能否直接变更控诉方的指控罪名呢？这是刑事审判程序中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然而，我国刑事诉讼法并没有明确的规定。目前，我国刑事诉讼理论界正就这一问题进行热烈的讨论，并形成了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孰是孰非，亟需从刑事诉讼的法理上予以探究，并据此指导刑事诉讼立法和司法。基于此因，笔者撰写此文参与讨论，并希冀达到抛砖引玉之效。
一、法院可以变更指控罪名的法理分析。
判断一项刑事诉讼程序的好坏，应以其是否具有良好的刑事诉讼价值为标准，法院能否变更指控罪名的问题，属于刑事审判程序中判决环节的问题，因此，就“法院可以变更指控罪名”和“法院不能变更指控罪名”两种做法而言，孰优孰劣，也应以其能否使刑事审判程序具有良好的刑事诉讼价值为标准。所谓刑事诉讼价值是指用以评介和判断刑事诉讼本身是否具有道德价值的伦理标准。根据性质和内容的不同，刑事诉讼价值主要包括三方面：（1）外在价值；（2）内在价值；（3）经济效益价值。刑事诉讼的外在价值是人们据以评介和判断一项刑事诉讼程序在形成某一好的裁判结果方面是否有用和有效的价值标准，评价刑事诉讼结果的好坏，主要以能否实现实体正义为标准，若一项刑事诉讼程序能以其独立方式确保刑事实体目标较好地实现，那么，这一刑事诉讼程序体现了刑事诉讼的外在价值。刑事诉讼的内在价值则是指人们据以评价和判断一项刑事诉讼程序本身是否具有善的品质的道德标准。判断程序本身是否正当、合理的标准要独立于用以评价程序结果的价值标准。程序结果是否符合实体正义，并不能直接证明程序本身是否正当、合理。评介刑事诉讼程序本身是否正当、合理，主要以其能否充分保障公民人权为标准。刑事诉讼的经济效益价值是指刑事诉讼程序的设计和运用是否符合经济效益要求的伦理标准。一项具有良好经济效益价值的刑事诉讼程序应包括两点：（1）使投入的资源得到最大限度的节约；（2）使产出的成果最大化。（1）一项刑事诉讼程序的优劣，应以刑事诉讼三方面价值予在衡量。如果某项刑事诉讼程序较好地体现了刑事诉讼的三方面价值，那么，这一刑事诉讼程序将是值得从立法予以肯定的。经过深思，笔者人为，“法院可以变更指控罪名”的做法能使刑事审判程序较全面地体现了刑事诉讼三方面价值，应在立法上予以确立。具体分析如下：
（一）“法院可以变更指控罪名”能保障公正地适用刑事实体法，实现实体正义
人民法院是唯一的审判机关，代表国家依法独立行使刑事审判权。人民法院在刑事审判中的一项重要职责是，确保好的刑事诉讼结果，实现实体正义。在刑事审判过程中，当法院审理认定的罪名与控诉方指控的罪名不一致时，如果指控罪名确实错误，而法院又不能变更其罪名，那么，人民法院作出的判决结果将不会是一个好的诉讼结果，从而无法实现实体正义。反过来说，如果法院可以变更指控罪名，人民法院就可以作出准确的判决，较好地实现实体正义，这时的刑事审判程序才充分地体现了刑事诉讼的外在价值。
（二）在“法院可以变更指控罪名“的情况下，其刑事审判程序依然是公正的程序
在现代刑事诉讼里，控辩审三方是刑事诉讼的重要参与者。法院是负责审判的裁判机构，承担着法庭审判，查明事实真相，正确适用刑法的任务。控方主要指检察机关或自诉人，其职能为：起诉起被告人，指控被告人有罪，要求法院对被告人定罪处罚，并具有举证责任；辩护方的职责为：对于控方的指控负责反驳，提出自己无罪或罪轻的理由。为了保证法院认定的案件事实正确和适用的法律准确，我国刑事诉讼法所确立的刑事审判机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司法决策的民主性。它为控辩双方和审判者提供了充足的空间，使控辩双方能各执一词，各抒己见，从事实、证据、法律等诸角度进行讨论，双方展开攻防对抗，使刑事判决在产生过程中充分吸纳了与此相关联的社会公众的诉述和意见，从而最大限度地体现了判决形成过程的民主性、公正性。（2）司法决策的民主性，有利于人民法院作出公正的判决。可见，我国的刑事审判程序为充分保护公民人权提供了程序上的保障，具有极大的公正性。
就法院可以直接变更指控罪名的案件而言，控辩双方也能充分地行使各自的诉讼权利。因为，法院直接变更指控罪名，是基于控辩双方就指控的犯罪事实和罪名进行各抒己见、互相抗衡后而作出的裁决，它具有相当的诉讼基础，因而，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不可否认，在现行刑事诉讼法下，法院直接变更指控罪名的做法，使控辩双方不能就法院认定的罪名在事实和法律上进行有针对性的攻防辩论，导致了判决民主性的欠缺，也使被告人的辩护权受到了一些削弱。但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对这一欠缺另有救济性规定，即规定了二审制度和再审制度，被告人和控诉方可通过上诉、抗诉或申诉，再在上诉阶段或再审阶段进行对抗辩论，以使判决具有高度的民主性。当然，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救济性规定尚存在缺陷，还需要不断完善，例如，对法院直接变更指控罪名的案件可在法庭审判程序中增加“罪名存疑审理”程序，并实行三审终审制，且每一审都应开庭审理。
总而言之，在法院可以变更指控罪名的情况下，刑事审判程序依然是公正的程序，若能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予以立法完善，我国的刑事审判程序将更为公正，从而全面地体现刑事诉讼的内在价值。
（三）对于“法院可以变更指控罪名”的刑事审判程序，无需过多地投入或耗费司法资源
在法院可以直接变更指控罪名的情况下，由于没有驳回起诉或让由控诉方重新起诉，而是根据庭审过程中认定的犯罪事实径直作出判决，所以，其司法资源的投入或耗费并不增加。即使对刑事审判程序予以立法完善，规定“三审终审制”或二审必须公开审理等内容，新的刑事审判程序也不需过多地投入或耗费司法资源，可见，“法院可以变更指控罪名”的做法并不会过多地影响刑事诉讼的经济效益价值。
综上所述，如果法院可以变更指控罪名，那么，我国刑事审判程序就能较充分地实现刑事诉讼三方面的价值，因此，“法院可以变更指控罪名”，应在刑事诉讼立法中予以确认。
有人认为，法院直接变更指控罪名，违背了“不告不理”原则和诉审同一原则（3），对此笔者持不同意见。刑事诉讼中所称的“不告不理原则”是指法院不得对未经起诉的犯罪加以审判，法院也不得对业经起诉的事项不予判决（4）。简言之，无起诉即无审判。根据“不告不理”原则，起诉权由检察机关和自诉人行使，法院不得自诉自审。“不告不理原则”又延伸出“诉审同一性原则”，诉审同一性是指法院对刑事案件的审判应受起诉制约，即法院不得审判未经起诉的被告人和未经起诉的犯罪事实。起诉范围涉及人和物两方面。对人的范围，即被告人，起诉的效力不及于起诉书所控的被告人以外的人；对物的范围，即犯罪事实，起诉效力仅及于单一案件或同一案件全部。法院直接变更指控罪名，并没有违背“不告不理”原则，因为法院是在控诉方起诉后才进行审判的，而且法院审理的对象是控诉方已起诉的被告人，审判的案件事实是控诉方业已起诉的犯罪事实。经审理后，控审双方对起诉指控的犯罪事实，都认为构成了犯罪，只是对同一犯罪事实的罪名在认定上产生分歧而已，由于法院为审判机关，所以，法院可以依据审判职权对检察机关或自诉人业已起诉的犯罪事实以自己审理认定的罪名定罪量刑。显而易见，法院直接变更指控罪名并没有违背“不告不理原则”，也没有违背“诉审同一性原则”。
应当指出，如果法院不能直接变更指控罪名，这类案件就无法得到公正、合理的处理。就如何处理此类案件的问题，持“法院不能变更指控罪名”观点的人可能提出的处理意见主要有三种：
（1）驳回起诉并由检察机关或自诉人重新起诉（5）。由于这种做法违反了“不告不理原则”，使法院的审判权侵犯了检察机关的检察权或限制自诉人的起诉权，所以，这种意见不宜采纳。
（2）作出无罪判决。在查明被告人有犯罪事实的情况下，法院只因其审理认定的罪名与指控罪名不一致，而作出无罪判决。这种做法实为放纵犯罪，既无实体正义，也无程序正义。这种意见理应摒弃。
（3）商请检察机关修改指控罪名后重新起诉（6）。这种做法同样违背了“不告不理原则”，而且，在检察机关和自诉人坚持原指控罪名的情况下，法院同样面临着如何进一步处理的问题。因此，这一做法也不能令人信服。
就这三种意见而言，它们不是导致整个刑事审判程序无法实现实体正义，就是导致刑事审判程序自身无法实现程序正义，所以，“法院不能变更指控罪名”的观点是不可取的。
二、法院直接变更指控罪名的立法研究
法院可以直接变更指控罪名，应是刑事诉讼立法的理性选择。但是，在现行刑事诉讼法的其他规定不变的情况下，如果仅在立法确定“法院可以直接变更指控罪名”，那么，控辩双方的诉讼权利将受到一些限制，从而使判决的民主性得不到全面的体现。为此，在确立“法院可以直接变更指控罪名”的同时，还应对刑事审判程序的其他有关环节予以立法完善。具体设想为：
（一）明文确立“法院可以变更指控罪名”
由于“法院可以变更指控罪名”属于如何进行刑事判决的问题，所以，应将这一内容规定在刑事审判程序的合议庭评议部分。现行刑事诉讼法第162条规定了合议庭如何作出判决的内容，因此，可以将“法院可以变更指控罪名”的内容规定于第162条，具体做法为：在第162条第（一）项之后增加一项内容“起诉指控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的罪名与人民法院认定的罪名不一致时，应当以人民法院认定的罪名作出有罪判决。”同时，将原第162条的第（二）项和第（三）项分别改为“第（三）项”和第（四）项。
（二）在法庭审判程序中增加“罪名存疑审理”阶段
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法庭审判程序大体可分为开庭、法庭调查、法庭辩论、被告人最后陈述、评议和宣判五个阶段。为了使控辩双方充分地行使诉讼权利，在确立“法院可以变更指控罪名”后，应在法庭辩论阶段之后明文增加“罪名存疑审理”阶段。在法庭辩论后，如果人民法院根据庭审事实认为，该案件的罪名与控方的指控罪名不一致，那么，人民法院可以启动“罪名存疑审理”阶段，由人民法院将这一问题提出，由控辩双方陈述意见或辩论。
（三）对于法院直接变更指控罪名的案件实行三审终审制
由于一审法院认定的罪名与指控罪名不一致，所以，为了更充分地保护控辩双方的诉讼权利，对于法院直接变更指控罪名的案件应增加一个审级，实行三审终审制。审级的增加必然导致司法资源的投入或耗费增加，从而会影响刑事诉讼的经济效益价值，但是，这一审级的增加并未过多地占用司法资源。这一审级的增加可以使这一领域的刑事诉讼程序更为正当、合理，进一步提升了刑事诉讼的内在价值，进而使刑事诉讼的外在价值——实体正义更易实现。可见，对于法院直接变更指控罪名的案件实行三审终审制是必要的。
三、目前如何处理法院认定的罪名与指控罪名不一的案件
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审判人员应树立起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并重的刑事诉讼观，不能只重实体公正而忽视了程序公正。目前，应如何处理法院认定的罪名与指控罪名不一的案件呢？现行刑事诉讼法和其他法律对这一问题没有明确规定。《刑事诉讼法》第162条第（一）项规定，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合议庭）应当作出有罪判决。最高人民法院根据《人民法院组织法》第33条所赋予的司法解释权对这一规定作出了司法解释，即《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1998年9月8日施行）第176条第（二）项：“起诉指控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罪名与人民法院审理认定的罪名不一致的，应当作出有罪判决”。这一司法解释没有违反宪法和刑事诉讼法，而且，它属于审判过程中如何适用法律的问题的解释，所以，是有效解释。虽然这一司法解释没有明确指明是以指控罪名定罪还是以法院审理认定的罪名定罪，但是，《刑事诉讼法》第189条第（二）项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不服第一审判决的上诉、抗诉案件，经过审理后，原判决认定事实没有错误，但适用法律有错误，或者量刑不当的，应当改判。根据这一规定，前述司法解释应被理解为，以法院审理认定的罪名定罪，否则，将因适用法律有错误，而被改判。在目前情况下，由于这种判决基本符合法理，所以，它是具有一定科学性的。但是，在现有刑事诉讼法规定下，法院直接变更指控罪名的做法，使控辩双方的诉讼权利受到了一些限制，从而使判决民主性不能得到全面实现。这是不容回避的事实。为了弥补这一缺陷，今后审理此类案件时，人民法院在法庭辩论之后宜自觉增加“罪名存疑审理”阶段，同时，在控方或辩方抗诉或上诉后，二审法院对此类案件应全部开庭审理，不应仅作书面审理。通过这两项措施，控辩双方的诉讼权利将得到较充分的保障，判决的民主性也得到了相当程度的体现。


注释：
（1）、（4）参见樊崇义主编《刑事诉讼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第1版，
第30-32页，第300页。
（2）、（3）、（5）、（6）参见左卫民、莫晓宇《指控罪名不能更改之立法理分析》《四川大
学学报》2000年第2期，第114-115页，第117页。


（作者简介：欧锦雄，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教授）
邮编：530023
地址：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


　　【内容提要】： 随着现代经济社会的发展，各类工伤事故案件也是频频发生。案件数量的增多，也导致了案件类型开始多样化，这类案件中不是仅有单纯的一个劳动法律，有的同时还涉及到第三者责任人在内的双重或多重法律关系。对多重法律关系而言，受损害劳动者如何救济，竞合的赔偿请求权间如何选择，在目前的法学理论上是众说纷纭，在司法实践中也因法律规定不明，各地法院的实际处理也是不相统一。本文试图从工伤保险赔偿及人身损害赔偿竞合的案件类型及特征、两种请求权的法学理论基础、我国相关法律的历史沿革等方面进行研究，结合法律事务，提出两种请求权竞合时应可以同时行使的结论。


　　　一、工伤保险赔偿与人身损害赔偿竞合案件的基本情况

　　随着现在经济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劳动者因工伤事故遭受了人身损害，有因工作性质、工作环境等致害性因素造成的职业病等事故，更有一些因为造成第三者的故意或过失侵权行为而造成的损害事故。以广东省佛山市的统计数据来看，佛山市2003年发生工伤事故为1.5万件，2004年升至1.9万件，2005年又升至2.2 万件。在这些工伤案件中，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因第三人的侵权行为而造成工伤，例如，上下班途中、出差期间遭遇道路交通事故、工作期间因第三人的犯罪行为而受伤等等。据统计，该类情况约占全部工伤事故的15%左右，其中大部分因道路交通事故而造成工伤。可见，“如何解决劳动灾害救济问题乃成为现代法律之重要课题”。然而遗憾的是，我国现有法律对于因工伤事故给劳动者造成的损害如何救济未作任何规定。对于因第三者侵权又同时构成工伤事故的人身损害赔偿纠纷，因在法律适用上存在相对不确定性、不统一性，特别是赔偿主体的多样化、复杂化，使得劳动者在选择救济方式及赔偿主体时各有不同，乃至造成各地法院在处理此类竞合案件时，处理结果也不相统一，一方面严重损害了司法判决的严肃性和统一性，另一方面给劳动者在请求救济时也造成了困难，甚至损害了其利益。

　　二、赔偿请求权竞合时法律适用的困境

　　案例：李某是乐安县供电公司的一位老职工，2008年2月13日15时，因雪灾李某根据县供电公司工作安排急需前往某乡镇进行电力抢修，于是自驾摩托车后载同事张某一同前往，行至增田镇农贸市场路段时与刘某驾驶的摩托车发生交通事故，致使李某受伤，先后二次住院共计70天，用去医疗费28056.12元。李某受伤经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认定为工伤并经市劳动鉴定委员会鉴定，其伤势为八级残疾。李某多次找县供电公司要求按工伤进行赔偿，但县供电公司以李某已获得交通事故损害赔偿为由拒绝赔偿。为此，李某于2010年5月27日向县劳动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仲裁委员会作出不予受理案件通知书。因此李某依法提起诉讼，要求县供电公司按照工伤保险待遇赔付李某医疗等费用72756.12元。

　　关于此案的处理有两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李某因工受伤是事实，但也是因交通事故受的伤，本案存在二种法律关系，所以根据法律规定，李某应该先按交通事故法律关系进行赔偿，不足部分再进行工伤保险赔偿。第二种意见认为，李某同时享有工伤保险请求权与人身损害赔偿请求权。两种请求权李某可以并行行使。即李某可以兼得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金和工伤保险赔偿金。在本案中，李某属于工伤，县供电公司应当按照工伤保险待遇赔付李某医疗等费用。

　　可见，在工伤保险赔偿与其他人身损害赔偿发生竞合时，在进行相应法律适用的司法实践中，主要存在以下两个困难：第一，从程序层面方面而言，受害人能否同时选择两种不同赔偿请求权的诉讼，即在选择其中一种赔偿请求按的诉讼后，能否再选择另一种请求权再行诉讼？法院能否受理第二个诉讼，或是以“一事不再理”为由而不予受理。 第二，从实体层面而言，受害人选择两种赔偿请求权诉讼时，在实体上能否支持其基于两种请求权的合理赔偿项目，即能否同时获得双份赔偿？其相应的诉讼请求是得以全部获得支持还是其仅得在前一诉讼未提起诉讼或者未被全额赔偿的范围内获得支持？

　　三、相关国际立法规定及我国立法历史沿革

　　关于工伤保险赔偿请求权和普通人身损害赔偿请求权之间的关系的立法模式,目前国际上主要有四种模式，分别是替代模式、选择模式、兼得模式、补充模式。(一)取代模式。在此种模式下，雇员遭受工伤事故后，只能请求工伤保险给付，不得依据侵权行为法的规定，向加害人请求侵权损害赔偿。但是侵权责任的排除并非绝对的，而是相对的。简言之，即侵权责任排除，仅仅适用特定的加害人(此时的加害人包括了雇主和受雇于同一单位的其他雇员而不包括其他第三人)，特定事故类型(意外事故、职业病或上下班交通事故)，特定损害(限于人身损害)以及特定意外事故发生原因。采取此种制度的国家有西德、法国、瑞士、南非、挪威等国 。(二)选择模式(即择一模式)。即受害雇员可在侵权行为损害赔偿与工伤保险给付之间，选择其中一种(我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二条也是如此规定)。英国和其他英联邦国家早期的雇员赔偿法曾经一度采用此种模式，但后来均已被废除 。(三)兼得模式。系指允许受害雇员接受侵权行为法上的赔偿救济，同时接受工伤保险给付，即获得双份利益。采用此种模式的国家，最主要为英国。(四)补充模式。采用此种模式的国家主要是日本、智利以及北欧等国。在此种模式下，受害雇工对于侵权损害赔偿和工伤保险均可主张，但全部所得不得超过其实际所受损害的一定比例。

　　关于我国目前采取何种模式，由于目前没有法律予以明确，在法学理论界一般也无定论。不过笔者认为，从我国立法的历史沿革来分析，我国的立法一直以来都是支持兼得模式的。一般认为，我国的工伤保险赔偿制度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20世纪50年代左右,我国实行工伤保险赔偿实行单一原则,即职工发生工伤只能请求劳动保险救济，没有侵权责任救济的有关规定；1996年后,我国开始实行侵权责任代替工伤赔偿责任的取代原则，与民事赔偿在先、工伤保险补充侵权的竞合救济原则；2004年1月1日，我国颁布了《工伤保险条例》，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各类企业的职工和个体工伤户的雇工，均有依照本条例的规定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权利。其未对第三人侵权造成工伤的情形做明确规定，但也没有未对第三人侵权造成的工伤赔偿问题进行回避。在颁布《工伤保险条例》的同时，对于因第三人侵权造成的工伤赔偿问题，国务院法制办、劳动社会保障部与最高人民法院经多次协商，决定将此问题交由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出台司法解释的方法进行解决。最高人民法院随后出台《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因第三人侵权造成的工伤赔偿问题作了较为详细的规定。其第十二条第一款规定：“依法应当参加工伤保险统筹的用人单位的劳动者，因工伤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劳动者或者其近亲属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用人单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告知其按《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处理”。第二款规定：“因用人单位以外的第三人侵权造成劳动者人身损害，赔偿权利人请求第三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另一方面，虽然我国现行法律自始没有对两种请求权发生竞合时如何适用法律进行专门的、统一的明确规定，从我国关于工伤保险赔偿的各相关法律规定来看，零散分布于各个时期不同法律文件中的关于二者发生竞合时如何处理的规定及沿革，最终基本上统一于有条件的兼得模式之下。1996年劳动部颁布的《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劳部发[1996]266号文）第二十八条规定：“由于交通事故引起的工伤，应当首先按照《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及有关规定处理。交通事故赔偿已给付了的部分，企业或者工伤保险经办机构不再支付，而且规定企业或者工伤保险经办机构先期垫付有关费用的，职工或其亲属获得交通事故赔偿后应当予以偿还。但交通事故赔偿给付的死亡补偿费或者残疾生活补助费低于工伤保险的一次性工亡补助金或者一次性伤残补助金的，由企业或者工伤保险经办机构补足差额部分。”该规定实质上主张因第三人侵权引起的工伤不能获得双重赔偿。其后，2002年我国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第52条规定：职业病病人除依法享有工伤社会保险外，依照有关民事法律，尚有获得赔偿的权利的，有权向用人单位提出赔偿要求。同年颁布的《安全生产法》第48条也规定：因生产安全受到损失的从业人员，除依法享有工伤保险外，依照民事法律尚有获得赔偿的权利的，有权向本单位提出赔偿要求。该规定明确提出工伤职工除依法享有工伤保险外，还能享有民事侵权赔偿请求权。上述《职业病防治法》、《安全生产法》所规定的“双重赔偿”虽然与本文所讲的工伤保险赔付与民事侵权损害赔偿“双重赔偿”在内涵与外延上均有所区别，但从立法的发展观上看，则体现了工伤保险赔付与民事侵权损害赔偿“可双重赔偿”的立法意图。2004年1月1日始开始施行的国务院颁布的《工伤保险条例》，明确取消了关于“取得了交通事故赔偿，就不再支付相应工伤待遇” 的相关规定 。笔者认为既然法律明确取消了禁止双重赔偿的规定，其实质就是允许工伤职工获得双重赔偿。劳动者可以既依《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享受工伤保险待遇，又依《道路交通安全法》和《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的规定获得交通事故损害赔偿。2004年5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第一款则进一步规定：“依法应当参加工伤保险统筹的用人单位的劳动者，因工伤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劳动者或者其近亲属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用人单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告知其按《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处理”。第二款规定：“因用人单位以外的第三人侵权造成劳动者人身损害，赔偿权利人请求第三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上述规定的第一款是规范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工伤保险关系，因此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工伤条例》的规定处理。另外，该规定从另一个角度明确了发生工伤的职工不能向用人单位提出人身损害赔偿，只能按照《工伤条例》的规定向用人单位要求工伤保险待遇，不能再以人身损害请求用人单位承担民事赔偿。第二款是规范用人单位以外的侵权第三人与被侵害职工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非常明确地规定劳动者向第三人提起人身损害赔偿应当支持。所以，当工伤事故与第三人侵权发生竞合，受害职工可以分别依照不同的法律获得救济。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因用人单位以外的第三人侵权造成劳动者人身损害，赔偿权利人请求第三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该款延续了《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的立法思路，明确规定因用人单位以外的第三人侵权造成劳动者人身损害的，劳动者可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该条款成为受害职工得到双重赔偿的重要法律依据。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身损害赔偿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新闻发布会上，黄松有副院长在答记者问中也讲到“如果劳动者遭受工伤，是由于第三人的侵权行为造成，第三人不能免除民事赔偿责任。例如职工因工出差遭遇交通事故，工伤职工虽依法享受工伤保险待遇，但对交通肇事负有责任的第三人仍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可见，我国现行立法虽未直接明确工伤保险赔偿与其他一般人身损害赔偿竞合时的处理方式，但从立法思路来看，应该默许的支持兼得模式的。即在工伤保险赔偿与其他形式的人身损害赔偿发生竞合的情况下，无论是从程序法上，还是实体法上，受害者在通过一般民事侵权法获得民事损害赔偿后，仍然有权依照《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享受相应的工伤保险待遇。

　　四、两种请求权竞合时的处理

　　笔者认为两种请求权竞合时，应许可受损害的劳动者可以行使两种请求权并获得合法支持。原因主要有：

　　一、工伤保险请求权与人身损害赔偿请求权均是原告的合法权利，两者请求权分属不同性质的法律规定。工伤保险请求权是基于《劳动法》和《工伤保险条例》等行政性质的法规而享有的一种工伤保险请求权，该请求权实质是国家对劳动者劳动权益的社会保障措施，目的是将工伤损害负担社会化，实现对劳动者利益的充分保护和补偿。人身损害赔偿请求权是基于侵权行为致人损害而获得的损害赔偿请求权，不具有社会保障和补偿属性，其法律依据的是《民法通则》、《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民事法律规定。两种权利属性不同，法律也没有做出禁止同时行使两种权利的规定，为此，就应当允许伤者可以同时行使两种请求权获得双倍赔偿。

　　二、依据最高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两种请求权并不冲突、排斥，而是属于并列并存的关系。该解释第十二条规定“依法应当参加工伤保险统筹的用人单位的劳动者，因工伤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劳动者或者其近亲属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用人单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告知其按《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处理。因用人单位以外的第三人侵权造成劳动者人身损害，赔偿权利人请求第三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该条规定的第一款和第二款同时肯定了两种请求权，两款属于并列关系，不存在排斥关系。为此，应允许行使两种请求权获得双倍赔偿。

　　三、从法理来讲，人身损害应可以获得保险赔偿请求权和人身损害赔偿请求权。依据《保险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被保险人因第三者的行为而发生死亡、伤残或者疾病等保险事故，在获得保险金后，仍有权向第三者请求赔偿”，虽然工伤保险不适用《保险法》的规定，但可以看出我国法律其实是支持人身损害获得双倍赔偿的。这是因为人身损害区别于财产损害的特殊性，即人的生命和身体是无法确定其价值的，是不能用经济利益衡量的，金钱上的给付仅仅是对伤者或其家属物质上和精神的一种补偿，而财产损害却正是以经济价值来衡量确定的，为此财产保险合同，保险公司在给付保险金后享有追偿权，而人身保险合同中，保险公司不享有追偿权，伤者同时享有保险金请求权和人身损害赔偿请求权。同理，伤者可以基于工伤保险请求权和人身损害赔偿请求权获得双倍赔偿。

　　当然也有论者认为兼得模式“让受害者获得不当利益，对现有劳动法律法规冲击巨大，损害了法律的权威性”。笔者不敢苟同。原因是兼得模式受害者不可能获得不当利益。所谓不当利益，通说是利益的取得没有法律根据。而兼得模式中的受害者取得两份利益均有法律支持。可能有论者认为兼得模式是一个损害结果获得了两份利益，因此超出的一份利益即是不当利益。这种认识有失偏颇，既没顾及到人身的“无价性”，单份模式难以完全补偿，更没注意到受害雇工同样是两份付出，而非单份付出。因为工伤保险费是劳动力成本的组成部分，虽然缴费的是雇主，但系从雇员工资转移支付的，缴纳工伤保险费的同时，出于成本考虑，必然相应减少雇员的劳动报酬，实际付出的依然是雇员。再说雇员如果从他处获益并不加重雇主负担，又有何害?原因二是单纯的工伤取代模式，不仅不利于保护受害人，如果让侵权人不承担责任，只会加剧侵权行为发生，不利与强化安全生产;如果让工伤保险机构承担工伤保险后，向侵权人追偿，既有违保险法人身保险金不得代位求偿原则 ，也有违专属于人身之债不得转让的债的转让理论。同时，雇员两份付出，仅取得一份利益，且工伤保险实际也远远低于侵权损害赔偿，这样雇员付出工伤保险费的结果，如果倒损害其利益，这时工伤保险的社会保障性在哪里?还有谁愿意参加工伤保险?这样的结果，既无公平可言，也不利于推行工伤保险，化解工业责任风险。至于兼得模式对现有劳动法律和法规冲击巨大之说，无从谈起。

　　五、结论

　　在司法实践中，应当按照分别按照《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以及《民法通则》关于民事侵权赔偿的规定分别判令工伤单位和直接侵权人向受伤的劳动者支付相应的工伤待遇和损害赔偿金，即允许劳动者获得双重赔偿。同时，在我国对劳动保护相关法律进行立法与修改时，笔者建议通过明确的专门法律条款对上述问题进行专章规定，从而为受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保障提供更为有利的法律依据。

　　
注释

1.统计数据来源：佛山中院民一庭著《关于工伤赔偿与其他人身损害赔偿竞合情形下若干法律问题的调研》一文，载于http://china.findlaw.cn。

2.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三册)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75页。

3.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三册第293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