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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伤争议的若干法律问题

潘伟梁


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因享受工伤待遇问题引起的争议为工伤争议，在劳动争议中占较大比重。工伤争议从发生争议的原因看，主要有以下三种情况：一是双方当事人对伤残的事实没有异议，但对双方是否存在劳动法意义上的劳动关系存在分歧，由此对受伤一方能否享受工伤待遇产生争议；二是双方当事人对存在劳动关系没有异议，但对发生的伤残是否属于因工伤残存在分歧，由此对受伤一方能否享受工伤待遇产生争议；三是双方当事人对存在劳动关系和因工造成劳动者伤残均无异议，但对劳动者一方的伤残程度存在分歧，由此对劳动者应享受何种工伤待遇产生争议。从争议处理的程序看，根据我国现行的劳动争议处理体制，工伤争议的处理，采取先仲裁后诉讼的审理体制，即当事人应先申请劳动仲裁，只有对仲裁裁决不服的才能向法院起诉。关于工伤争议，以下几个问题值得探讨：
一、关于劳动关系的认定问题
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劳动法意义上的劳动关系，是劳动者能够享受工伤待遇的前提条件。实践中，不少工伤争议的争议焦点就集中在双方当事人是否存在劳动关系（下文所称“劳动关系”，均是指劳动法意义上的劳动关系）这一问题上。平时，双方当事人对双方之间属于何种关系往往并不在意，唯以满足自身利益需求为要，但一旦发生伤害事故，由于影响到法律责任的承担问题，双方当事人便会围绕双方是否属于劳动关系发生争执,这在双方未签订劳动合同的情况下时有发生。
在劳动关系认定的问题上，区分劳动关系与劳务关系，是一个难点。尤其是当劳务关系的主体一方是单位，另一方是自然人时，与劳动关系很相近，从现象上看都是一方提供劳动力，另一方支付劳动报酬，因此两者很容易混淆。从理论上讲，劳动关系是劳动力提供者（即劳动者）与劳动力使用者（即用人单位）之间在实现社会劳动过程中产生的关系，具有隶属性；劳务关系是劳动者与用工者之间在提供一次性的或者是特定的劳动服务过程中发生的关系，是平等主体之间的一种关系。但根据理论上的异同区分劳动关系与劳务关系并非易事。可以举一个典型的案例加以说明：某服装企业有一排破旧的工棚需要拆除，即雇用了附近村子里的数名民工来拆，双方言明拆棚工具由民工自行准备，完工后由企业支付给民工报酬800元。在拆棚的过程中，民工李某从棚顶摔下致残，经劳动鉴定为伤残4级。李某向企业提出，要求享受因工致残的待遇。因企业认为与李某双方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拒绝了李某的要求。李某遂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请仲裁。本案在劳动仲裁以及法院的一审、二审中分歧很大，焦点问题集中在企业与李某之间是劳动关系还是劳务关系。
关于这一问题，英国法院关于雇员与独立承包人的区别标准值得借鉴。雇员是受雇主雇用的人，独立承包人则是自我雇用的人。在19世纪，英国法院认为，如果某人不仅可以指使他人应该做什么而且可以命令应该怎么做时，前者便是雇主，后者便是雇员；但雇主委托独立承包人工作时，则无权过问其行事方式。这时的法院是用“控制标准”来区别雇员和独立承包人的。随着科技进步和社会日趋专门化，许多雇主实际上已不能命令其雇员按什么方式工作，仅凭这一标准显然已不能进行正确判断。20世纪中叶，英国大法官丹宁（Lord Denning）提出了另一个标准，他认为，雇员所从事的工作是雇主业务的组成部分，而独立承包人的工作虽然也是为该业务做的，但只不过是其附属部分。这个标准在法律上被称为“组织标准”。例如，医院如没有护士便不能称为医院，因此护士是医院的组成部分；而出租车司机相对于乘客而言则只能是独立承包人。“组织标准”存在的问题是对何为“组成部分”很难有一个明确的可操作的定义，因此仅以该标准仍很难进行正确判断。目前，英国法院的做法已不仅仅限于上述两个标准，而是考虑各个相关因素，包括控制和组织的因素，进行综合评判。
我们认为，在劳动关系和劳务关系的区别标准问题上，应重点把握两个方面：
其一，在理论上应采取综合评判的标准。综合评判，应着重考虑以下因素：一是控制因素。看双方当事人是否有隶属关系；二是组织因素。看劳动者一方所从事的工作是否属于另一方作为某一组织生存所必须的业务；三是工具因素。看劳动者一方从事工作所使用的生产工具的归属，如工具属劳动者，往往属劳务关系；四是工时因素。看劳动者一方是否有固定的工作时间，如劳动者的工作时间是固定的，往往属劳动关系；五是报酬因素。如报酬是按月或按周等支付给劳动者，往往是劳动关系；六是假期因素。如劳动者可以享受休假，往往为劳动关系；七是福利因素。如劳动者可以与其他职工一样享受单位福利，往往为劳动关系。
其二，在法律上应采取法律相关规定的标准。这里所谓的法律的相关规定，主要是指劳动法关于适用范围的有关规定。我国现行《劳动法》适用于企业、个体经济组织和与之形成劳动关系的劳动者，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与之建立劳动合同关系的劳动者依照《劳动法》执行。可见，对于一般的民事雇用关系（如家庭雇用保姆）等，尚不属于劳动法调整。另外，如单位一方属于非法用人主体的（例如，未经依法登记而从事个体经营的人员），其与被雇用的劳动者之间的关系，也不属于劳动法。这两种情况中，如劳动者一方因工作原因造成伤残的，不能根据劳动法的规定进行工伤认定和享受工伤待遇。
关于上述拆工棚的案例，综合以上劳动关系的认定标准，我们认为，该服装企业与受伤民工李某之间不存在劳动法意义上的劳动关系，李某不能按照劳动法的规定享受因工致残的待遇，而应按照民事诉讼程序寻求法律救济。
二、关于工伤认定问题
在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对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没有异议的情况下，劳动者所遭受的伤害能否认定为工伤，将成为劳动者能否享受工伤待遇的关键。工伤认定，首先要明确认定主体的问题。根据我国《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劳动者发生事故伤害或者按照职业病防治法规定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所在单位应当向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应当自受理工伤认定申请之日起６０日内作出工伤认定的决定。很明显，在一般情况下，认定工伤的权限在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此，从理论到实践都无异议。然而，当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因工伤待遇问题发生争议，劳动者直接申请劳动仲裁的情况下，究竟由谁进行工伤认定以及对认定结论不服如何寻求法律救济的问题，却值得探讨。从现行有关规定看（具体而言，是根据劳动保障部的有关函复），在当事人已申请劳动仲裁的情况下，如双方对是否属于工伤存在分歧，应由劳动仲裁委员会委托劳动保障部门进行工伤认定，并根据委托认定结论作出仲裁裁决；同时，如当事人对劳动保障部门所作的委托认定结论不服，可以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这一规定中，有两方面的问题颇值商榷。
第一个问题是：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是否无权作出工伤认定，而必须委托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进行认定？我们认为，答案应该是否定的。理由是：1、我国现行的工伤保险法律以及即将生效的《工伤保险条例》之所以规定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进行工伤认定，与工伤保险的实行不无关系。假如不实行工伤保险，那么就不必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劳动者因工伤残的相关待遇，而完全由用人单位支付，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显然无须把住工伤保险基金支付的关口，如双方当事人就是否属于工伤发生争议，直接申请劳动争议仲裁即可，是否有必要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来进行工伤认定，就很值得推敲；2、工伤认定不像劳动能力鉴定那样具有很强的技术性，因此在仲裁程序中，没有必要将工伤认定的职能专属于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所有；3、工伤认定属于对劳动者伤残性质的认定，是在查证的基础上所作的一种事实认定，包括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关系是否属于劳动关系，劳动者所造成的伤残是否因工引起等。劳动仲裁就其性质而言，具有准司法的性质，本身就担负着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作出裁决的任务，如果在仲裁程序中，将上述事实的认定权完全交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劳动仲裁显然将失去应有的意义。
第二个问题是：按照现行规定，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应委托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作出工伤认定结论，如当事人对委托认定结论不服，究竟能否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我们认为，答案也应是否定的。理由是：1、根据我国现行的工伤保险法律以及即将生效的《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职工发生事故伤害或者按照职业病防治法规定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应由所在单位、工伤职工或者其直系亲属等向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因此，一般情况下的工伤认定，属于行政管理相对人依声请的行为；而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受劳动仲裁机构委托进行的工伤认定，不属于依行政管理相对人声请而实施的行政行为，显然与一般情况下的工伤认定不同。2、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接受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的委托作出工伤认定的行为，就其性质而言，属于受托行为，直接对委托人即劳动仲裁机构负责。这种受托行为，应为仲裁机构的仲裁行为所吸收，两者不应是并列的关系。因此，劳动者或用人单位对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受委托所作的工伤认定结论不服的，不应另生独立的法律救济途径而允许当事人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3、有关允许当事人对受委托所作的工伤认定结论不服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的现行规定，已经在实践中造成了混乱，且出现了一些法律上难以解决的问题。允许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仅仅是赋予了当事人一种权利，不仅当事人是否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尚处于或然状态，而且何时提起也是个未知数。如果当事人在收到仲裁委员会依据委托认定结论所作的仲裁裁决后，均未就该裁决向法院民事诉讼，而是就工伤认定结论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就有可能出现生效的仲裁裁决与行政复议决定和法院的行政判决相矛盾；如果当事人在收到仲裁委员会依据委托认定结论所作的仲裁裁决后，就该裁决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同时又就工伤认定结论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又可能出现同一法院的行政审判庭和民事审判庭同时审理基于同一事实的工伤案件的情况，甚至可能出现判决相互矛盾的尴尬局面，从而造成案件审理体制上的混乱。
三、关于伤残等级鉴定问题
在双方对存在劳动关系和因工致残均无异议的情况下，伤残等级成为劳动者享受何种工伤待遇的决定因素。确定伤残等级的方式是劳动能力鉴定，然而，谁是有权鉴定机构，又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关于劳动能力鉴定的问题，一般有以下三种情况：一是在未进入劳动仲裁或诉讼的情况下，劳动者的伤残程度按规定由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进行鉴定；如劳动者或用人单位对鉴定结论不服的，可以向作出该鉴定结论的鉴定委员会申请复议；对复议结论仍然不服的，可以向上一级劳动鉴定委员会申请重新鉴定。二是在劳动关系双方当事人因工伤待遇问题引起争议而进入劳动仲裁程序的情况下，劳动者的伤残程度由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委托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进行鉴定，并由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根据鉴定结论作出裁决；如果劳动者或用人单位对委托鉴定结论不服的，只能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申请，由仲裁委员会决定是否重新委托劳动能力鉴定，当事人无权擅自决定进行重新鉴定。从实践中看，在上述两种情况，无论是当事人申请劳动能力鉴定还是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委托鉴定，一般均是委托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进行鉴定的，对谁是有权鉴定机构没有异议。三是在当事人对劳动仲裁裁决不服而向法院起诉的情况下，法院在委托有关机构进行劳动能力鉴定时，往往会出现委托司法鉴定机构进行劳动能力鉴定的情况，对于法院的这种委托行为，究竟应如何看待呢？对此问题，有不同意见。一种观点认为，法院作为拥有独立审判权的司法机关，理应有权选择鉴定机构；另一种观点认为，法院选择鉴定机构，应受一定限制，只能委托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不宜委托其他机构进行鉴定。这些不同意见，已在实践有所反映，甚至出现了在劳动仲裁程序中仲裁委员会依据委托省级劳动能力鉴定机构所作的鉴定结论作出裁决后，当事人不服诉至某基层法院，基层法院另行委托县级司法鉴定机构重新进行劳动能力鉴定，并依据新的鉴定结论作出判决的案例。
我们认为，就工伤争议案件而言，鉴定结论直接关系到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对鉴定机构的选择，必须确定明确的原则，不能随意为之，否则势必造成裁判权行使上的混乱。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对专门性问题认为需要鉴定的，应当交由法定鉴定部门鉴定；没有法定鉴定部门的，由人民法院指定的鉴定部门鉴定。正确执行《民事诉讼法》，必须明确劳动鉴定委员会是否属于法定鉴定部门。事实上，由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对劳动者的伤残程度进行鉴定，在我国法律中有明确规定，原政务院1951年公布、1953年修正的《劳动保险条例》规定，工人与职员因工负伤而致残废者，其残废状况的确定与变更，由残废审查委员会审定。该“残废审查委员会”即为后来之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今年4月颁布、将于明年起施行的《工伤保险条例》也对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依法对劳动者的伤残程度进行鉴定作了明确规定。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应属法定的鉴定部门。因此，法院在审理工伤争议案件中，对于劳动者伤残程度问题，应当委托法定的鉴定部门即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进行鉴定，不应另行委托其他机构鉴定。




当代青少年网络伦理问题之我见



内容提要：据《中国青年报》报道，近年来，互联网在我国迅猛发展，上网人数已达2650万，其中青少年占80%以上。随着互联网“信息垃圾”的增加和“网络犯罪”的出现，这些网络问题对青少年产生的负面影响引起了社会的焦虑。青少年网络伦理问题日益突出，网络的负面影响还对青少年的思想和行为方式、道德意识、人生观和价值观造成前所未有地冲击。本文将针对这一现实问题，探讨其带来的社会影响和提出了改进建议。
关 键 词：网络时代；交流主体；网络心理；网德教育
一
随着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网络的发展可谓日新月异，网络时代已悄悄地向人类走来，它正以立方级的速度逐渐渗透到人类生存的每一个角落。而青少年是网络社会的主体，是网络信息时代的弄潮儿，正因为如此，随之出现的青少年网络问题理应引起社会各界的密切关注和高度重视。
由于网络的超时空性、虚拟性和无规范性的特点，网络对青少年的学习方式、交流手段和生活习惯等方面产生了巨大影响，青少年将面临非主流意识形态文化的渗透和潜在影响的威胁，患“网络心理障碍”和高科技犯罪的危险程度增大。如网络黑客、网络婚恋、网络诱骗的网络伦理问题日益突出，这些网络问题已经成为社会的一公害。目前，青少年的网络伦理非常淡薄，据《扬子晚报》报道，最近一项在上海部分中学做的调查显示，四成多学生崇拜黑客，三成学生有当黑客的念头。而据《北京青年报》日前报道，新疆乌鲁木齐警方日前侦破一起电脑黑客非法侵入攻击政府网站案件，犯罪嫌疑人竟是一名年仅17岁的在校学生。青少年问题研究者呼吁家长和学校，更是呼吁社会，关注青少年网络伦理，加强网德教育刻不容缓。
二
网络给青少年提供了一个相当自由的空间，能尽情地翱翔于网络天地成为众多上网冲浪者登陆理由。我们应该发现，人在互联网上交流方式繁多，有OICQ聊天、E-MAIL交流、BBS版面活动以及网络游戏等。人在互联网上的交流确实很特别，有文字记载以来，甚至自史前时期人们所积累下来的人际交往规则，在这里很多已不能适应，比如说在网上说：“你是王小二吗？”回答者曰：“Y”。那个“Y”是E文的同意、首肯，还是骂人的方言，我们不得而知。还有诸如像表示再见的“886”，表达爱情的“521”，在加上许多网络上新定义的情绪符号代码。因为网络语言是易歧意的，电脑上的语言是数字、符号、文字的溶合体，所以需要你有如求证哥德巴赫猜想还难以求出正解的耐心，去领会其中ID猜想正解。所有这些，无非是满足人的与生俱来的好奇——这是人性中最难以说清它是优是劣的特征。
网络交流中的这种语义不确定性，便产生另一相关弊端，即交流主体的不明确，就很容易产生网络伦理问题。因为青少年有着很强的猎奇心理，他们渴望接触更多的人，体验各种新奇的感觉，而在有规律的家庭生活中，在制度化的学校里很难有机会来满足这样的心理需求。而在这虚拟的网络空间里，青少年的自主选择性达到了最大化。网络创造了虚拟的时空，它让主体产生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环境，它利用计算机的高速处理数据能力，及时地跟踪处理在主体感觉器官上的输入与输出的信息，网络中感觉性的互动性方式打开人们认识他人的新视窗。
但是，网络交往中由于交流信息的部分缺失，人与人之间缺少了可识别身份的“社会情景暗示”，人们只能从计算机屏幕上闪现的文本去判断他人，因为缺少了必要的交流信息，人与人相互所留下的印象也是不完整、不真实的。缺少这种非语言行为暗示，信息的发出者很难通过信息表达某种情绪，交流者享受更多的自由却较少得知对方准确的个性定位。有这样一个事例，一名刚刚过十六岁的女中学生，在网上结识了他自称20岁的一名网上情人，在现实中见面，才发现此“情人”是已过40岁的中年妇女。
网络上的交往确实有积极的一面，网络的博大扩展了青少年人际交流范围，加速了信息的滚动式传播，但由于网络的超时空性和虚拟性，加之青少年好奇心强和自我辨识控制能力不强的自身特点，很容易走向消极的负面。随之产生了交往中的伦理道德问题。如当前社会出现的网络婚恋问题，这种网络的虚拟婚姻正对青少年的家庭模式传统观念造成冲击，正像著名心理学者黄剑在《“网络婚恋”的是与非》一文中指出：网络婚恋是一种通过互联网传递电子信号来交流双方感情的婚恋方式，这种与传统婚恋观念完全不同的新问题，它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后果和法律问题，足以引起人们对此的理性思考。
三
青少年容易产生网络伦理问题，这和青少年的心理特点有着密切的联系。由于青少年认知能力和自我统一能力还不强，主观自控能力较为薄弱，容易受外界因素干扰，加之现代社会，人们的生活节奏加快和学习压力增大，然而许多青少年当遇到个人心理问题，不愿同亲朋好友倾诉，更不愿与陌生人面对面谈。那么，网络的出现给他们提供了便利场所，正由于网络的匿名性、平等性、虚拟性等特点。在网络当中，能使人对自己的知觉结果产生新的认识，对自己很容易产生新的价值观定位，从而有的人会把匿藏在内心深处，在现实中不敢显露的，如偷窥探隐欲、凶残好斗、喜恶作剧等不良嗜好表露在无人监督的网络里。在网络这个虚拟空间里，给居心不良的人提供了一块很好的“作案场所”，也因此随之产生了大量有悖于网络道德的案件。
网络交往的巨大魅力去吸引了越来越多的青少年，广阔的空间使他们不再受繁琐的条条框框限制，不再担心是被动地接受者，不再担心自己的观点孤立，他们可以畅所欲言，最佳化地表现自己。但网络交往毕竟不是现实生活中的交往，如果陷入其中，就会产生负面效应。美国匹兹堡大学心理学家金伯利·杨格调查结果显示，青少年网络心理的主要特征为：开始先感受上网的无穷乐趣，通过上网逃避现实，下网后烦躁不安，为享受上网的乐趣而不惜支付巨额的上网费用。有的宁可荒废学业，也要与网络为伍。他们安全按照自己的意愿做自己想做的事，几乎没有克制与约束，处于失控状态。这种心理迁移到现实中来会带来他们对现实生活的适应不良。
网络上有着各不相同的虚拟情境，当这些情境与现实发生重叠时，青少年会感到无所适从。美国心理学家埃里克森（Erikson）认为，12—20岁的青少年面临的冲突是“同一性（Identity）与角色混乱（Role Confusion）”的矛盾。当网络屏蔽了青少年与现实生活的联系时，他们会以为“网络之镜”中的他们就是真实的生活，从而迷失了方向，造成了青少年角色认同的混乱，不能理性地行使现实生活中的角色。
大体上网络心理障碍往往分为两种：互联网成瘾综合症和网络双重人格。具体表现为上网时间失控，沉湎于游戏，依赖虚拟现实并由此忽视了现实的存在，或是对现实生活不再满足，常常导致离开了网络以后，现实生活中的身份丧失，出现角色混乱，反社会人格等偏差。他们在网络中的表现与其现实中的表现有很大的反差，甚至判若两人。几年前的超级电脑病毒CIH，曾导致了几十万架电脑即时瘫痪，给电脑用户造成了数十亿美元的经济损失，而制造这种可怕病毒的竟是一名平时表现良好、文质彬彬的台湾大学生。众多心理学者认为：网络在缩小人与人之间的空间距离的同时，无情地拉远了人与人之间的心理距离，并引发了许多心理危机。
四
网络确实是一个非常自由的空间，人类的文明在这个空间里不断地向前推进。然而，伴随而来的一个副产品，就是网络的无序性，网络伦理问题也日益突出。网络犯罪的危险性和破坏性在增大，网络的负面影响还对青少年的思想和行为方式、道德意识、人生观和价值观造成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尽管我们面临了种种困难，面对网络时代出现的伦理问题，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彷徨失措，更不能坐以待毙，我们所要做的是采用积极主动的应对措施，去关注青少年在网络犯罪，去保护青少年不受网络犯罪的侵害。我觉得目前可以从以下五点去做：第一、加强青少年网络建设，办好主流网站，占领网上思想的教育阵地，在网络上发掘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为青少年一代健康成长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第二、转变传统的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模式，适应网络时代青少年社会化的特点，现代教学模式要和网络接轨，比如开办网络学校，开设网络课堂等，虽然目前也出现了这种模式教育，但无论是从规模和数量，还是质量上看我们都还有很长地路要走；第三、开展青少年“网德”教育，建立网络诚信体系，引导青少年的网络行为，以及规范的网络伦理，加强青少年组织建设，消除虚拟组织对现实组织的消极冲击；第四、我认为最关键的一步，还是要推动网络立法工作，规范网络秩序，对青少年进入网络社会进行法律保护和有效地预防青少年网络犯罪。有学者还提出建立青少年心理在线咨询，通过网络上的BBS、IRC、Netmeeting、Outtlook Express E-mail等系统对客户实时或准时实地地提供心理指导、支持，进而达到增进用户心理健康、促进用户心理发展的过程。目前，在线心理咨询已在知识普及、情感疏导、职业发展、心理测量、青年成长、危机干预、学习指导等方面发挥着较大的作用。
值得欣慰的是，目前国内外社会已开始关注这一问题，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如法国政府去年出台“校园网络规范”，规定学生如果以电子邮件散布诽谤、猥亵、骚扰、病毒等讯息，将会被取消使用帐号及校规处分，甚至可能要走上法庭。美国政府已成立了网络警察，并成功地破获了多宗网上案件，有效地打击了网络黑客的嚣张气焰；据《北京青年报》报道，我们国家出台的《全国青少年网络文明公约》宣传活动已正式启动。该公约促使青少年与家长建立协议，其中包括每天上网时间，不浏览不良信息，不随意约会网友，不沉溺虚拟时空等，家长主动为青少年安装防火墙软件让年轻一代健康上网。
只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及时地开展新时期下面临的新生网络伦理问题研究，寻找出一条行之有效的途径，并且勇于把理伦探讨后的成果应用到实践操作中去，只有这样才可能为青少年提供一个安全良好的网络环境。
五
网络时代或者说是高科技时代从严就不承诺给人类一个新的伊甸园，相反，它一再告诫人们，无数的新问题将随之而诞生，就像古希腊神话的潘多拉魔盒一样。网络犯罪已经成为了困扰人类生活的一大危害，而网络伦理出纳入了人类道德规范的一大范畴里。网络是现代生活中的一把双刃剑，人类必须好好地利用它，用法律手段和道德规范去约束它，去维护它。只有这样，网络才有可能发挥其最大功利，造福于全人类，从而推动人类文明健康有序的向前发展。
同时青少年是网络时代的主力军，是未来网络文明的缔造者，更是人类未来的主宰者，而处理好网络伦理问题是利用网络时代造福于人类的关键，因此关注青少年网络伦理问题，就是关注全人类的未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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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奥格尔斯.大众传播学：影响研究范式[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P413
[3] 叶奕乾 编：个性心理学[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3):P278
[4] 胡湘明、冯小茹 基于网络技术上的青年心理在线咨询[J].青年探索，2002(2)P:49










作者：刁桂军
作者单位：武汉理工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系法学一班
电话：508558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