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缅甸联邦边界条约
中华人民共和国 缅甸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缅甸联邦边界条约的决议
（1960年12月14日通过）
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定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缅甸联邦边界条约。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缅甸联邦边界条约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和缅甸联邦总统，
一致认为，两国间久悬未决的边界问题，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问题；在两国先后取得独立以后，两国之间传统的友好睦邻关系获得了新的发展；1954年两国总理共同倡议了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作为两国关系的指导原则，更大大促进了两国的友好关系，并且为两国边界问题的解决创造了条件；
满意地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缅甸联邦历届政府根据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友好协商，互谅互让，克服了种种困难，终于顺利地全面地解决了两国边界问题；
双方坚信，两国间全部边界的正式划定，并且成为一条和平友好的边界，不仅是中缅两国友好关系进一步发展的里程碑，而且也是对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的重大贡献；
为此，双方决定在1960年1月28日周恩来总理和奈温总理签订的关于两国边界问题协定的基础上，缔结本条约，并各派全权代表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特派国务院总理周恩来；
缅甸联邦总统特派总理吴努。
双方全权代表互相校阅全权证书认为妥善后，议定下列各条：
第一条 根据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原则和友好互让的精神，缅甸联邦同意把属于中国的片马、古浪、岗房地区（面积约为153平方公里，59平方英里，如附图所标明）归还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意按照1941年6月18日中英两国政府换文来划定从南帕河和南定河汇合处到南卡江和南永河汇合处的一段边界，但是本条约第二条和第三条规定的调整除外。
第二条 鉴于中缅两国的平等友好关系，双方决定废除缅甸对属于中国的猛卯三角地（南碗指定区）所保持的“永租”关系。考虑到缅甸方面的实际需要，中国方面同意把这个地区（面积约为220平方公里，85平方英里，如附图所标明）移交给缅甸，成为缅甸联邦领土的一部分。作为交换，同时为了照顾历史关系和部落的完整，缅甸方面同意把按照1941年6月18日中英两国政府换文的规定属于缅甸的班洪、班老部落辖区（面积约为189平方公里，73平方英里，如附图所标明）划归中国，成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第三条 为了便于双方各自的行政管理，照顾当地居民的部落关系和生产、生活上的需要，双方同意对1941年6月18日中英两国政府换文划定的界线中的一小段，作一些公平合理的调整，把永和寨和龙乃寨划归中国，把羊柏寨、班孔寨、班弄寨和班歪寨划归缅甸，使这些骑线村寨不再被边界线所分割。
第四条 中国政府根据一贯反对外国特权和尊重其他国家主权的政策，声明放弃1941年6月18日中英两国政府换文规定的、中国参加经营缅甸炉房矿产企业的权利。
第五条 缔约双方同意，从尖高山到中缅边界西端终点的一段边界，除片马、古浪、岗房地区以外，按照传统的习惯线定界，也就是从尖高山起，沿着以太平江、瑞丽江、怒江、西靖丹以上的独龙江为一方、恩梅开江为另一方的分水岭向北，直到在西靖丹以西独龙江南岸的一点，由此跨过独龙江，然后继续沿着以西靖丹以上的独龙江和察隅河为一方和除西靖丹以上的独龙江以外的全部伊洛瓦底江上游支系为另一方的分水岭，直到中缅边界西端终点为止。
第六条 缔约双方确认，从尖高山到南帕河和南定河汇合处以及从南卡江和南永河汇合处到中缅边界东南端终点南腊河和澜沧江（湄公河）汇合处的两段边界，过去已经划定，无需加以更改，界线如本条约附图所标明。
第七条 一、根据本条约第一条和第五条的规定，从尖高山到中缅边界西端终点的一段边界线的位置如下：
⑴从尖高山（木浪凸）起，界线沿着以太平江（大盈江）、龙川江（瑞丽江）、怒江（萨尔温江）为一方、恩梅开江为另一方的分水岭向北转东南再向东北行，经过水城山口（马赤伊车特山口）、班瓦山口、大沙明山、派赖山口（耶冒隆古基特山口）、茨竹山口（拉桂山口），到楚衣大河（楚衣和大河）源头。
⑵从楚衣大河源头起，界线沿楚衣大河西北行，到该河和从北面流来的该河一支流的汇合处，即沿该支流北行，到以片马河（唐恰因河）的支流为一方、王克河（莫库河）及其支流楚衣大河为另一方的分水岭上的一点，转沿该分水岭西行，经马赤洛瓦底（2423公尺，7950英尺），再转北到片马寨以西穿过片马河，沿山脊北行，经鲁克桑坂山并穿过干河（康好河）到吴中河（瓦索考河），然后沿吴中河西行到该河和小江（瑙漳卡河）汇合处，再溯小江北上，到该江和大巴底河（保德河）汇合处。从此，界线经过岗房寨以北，大体向东再向东南，沿着以小巴底河（泡西河）、吴中河为一方、大巴底河为另一方的分水岭，直到怒江和恩梅开江分水岭上的一点。
⑶从怒江和恩梅开江分水岭上的上述一点起，界线沿着以怒江、西靖丹以上的独龙江为一方、恩梅开江为另一方的分水岭大体向北，经过加俄都山口（沙燕山口）、沙拉山口、呜克山口（纳开山口）、泥自谷山口（吉吉萨拉山口）、考赤萨拉山口、琼吉山口、麻吉赤山口后，再向北大体转西行，经阿弄山口、麦瓦山口、邦唐山（邦唐拉孜）、容朗山口、柯拉拉孜，到土色邦拉孜。
⑷从土色邦拉孜起，界线沿山脊大体西北行，经2892公尺高地和2140.3公尺高地，到西靖丹以西独龙江南岸的一点，由此跨过独龙江，到独龙江和它的北边一支流的汇合处，然后沿山脊向西北，到扛丹拉孜（龙戛旁）。
⑸从扛丹拉孜起，界线沿着以西靖丹以上的独龙江为一方和伊洛瓦底江上游支系（不包括西靖丹以上的独龙江）为另一方的分水岭大体向北再西北行，经过萨拉山口、聪惹山口（阿曼三山口）到宇朗山口。
⑹从宇朗山口起，界线沿着以察隅河为一方和伊洛瓦底江上游支系为另一方的分水岭大体向西南行，经过贡拉山口到中缅边界西端终点。
二、根据本条约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和第六条的规定，从尖高山到中缅边界东南端终点的一段边界线的位置如下：
⑴从尖高山起，界线沿着以太平江上游支系、勐戛河、大巴江上游支系为一方、恩梅开江下游支系为另一方的分水岭大体向西南，经大丫口（陇牵克特），转西北到小雀丫口（大巴枯克特）。
⑵从小雀丫口起，界线顺大巴江、勐戛河，再溯石竹河（巴乃卡，上游名卡同卡），到石竹河源头。
⑶从石竹河源头起，界线沿着以勐来河为一方、巴窑卡河、玛li卡河、南山河为另一方的分水岭向西南转西，到拉沙河源头。
⑷从拉沙河源头起，界线顺拉沙河、溯穆雷江和羯羊河（既阳江），经马脖子（阿路克特），顺南奔江南下，到南奔江和太平江汇合处，再溯太平江东行，到太平江和枯利河汇合处以西的小山梁和太平江相遇处。
⑸从太平江和上述小山梁相遇处起，界线沿着以枯利河、户撒河（南撒河）、南碗河的支流为一方、枯利河以西的太平江支流为另一方的分水岭到邦千山（板凳山）。
⑹从邦千山起，界线向南接金跌河，然后顺该河和南洼河（乓岭河），到曼允海寨东南、弄沙寨以北南洼河南岸一点，然后以直线向西南，转南行，到南洒河（曼丁河），从此顺过去划定界线时南洒河的河道到该河和南碗河汇合处，再顺当时南碗河的河道到该河道和当时瑞丽江的河道汇合处。
⑺从过去划定界线时南碗河和瑞丽江的河道汇合处到瑞丽江和畹町河（南阳河）汇合处，界线的位置如本条约附图所示。从此，界线溯过去划定界线时畹町河的河道和卫上河，然后转西北沿南遮河（南色河）一支流到和南遮河汇合处，从此溯南遮河东行，经青树丫口，再沿勐龙河和过去划定界线时勐古河（南戈河）的河道，溯南开河和南邦瓦河，经一丫口，然后沿曼辛河〔南棒河，上游名南跌河（南勒普河）〕，到和怒江汇合处，从此溯怒江东行直到和地界沟（南扪河）相遇处。
⑻从怒江和地界沟相遇处起，界线向南沿地界沟而行，然后沿以勐棒河（南朋河上游）为一方、怒江的支流为另一方的分水岭向西南转南到炮楼山。
⑼从炮楼山起，界线向东南沿瓦窑沟、麦地河南面的坡岭、板桥河和小鹿场河（新寨沟）而行，直到小鹿场河的源头。从该河的源头直到南帕河和南定河汇合处，界线的位置如本条约附图所示。然后。界线溯南定河东行约4公里（约3英里）后，即向东南沿公母大山（来兴山）西北山坡到公母大山山顶。
⑽从公母大山山顶起，界线向东南沿恭勐河（南涝沙河）一支流，到和从东南流来的另一支流汇合处，再溯后一支流到马落寨西北的一点。从此，界线以直线到马落寨西南一点，再以直线穿过云兴河（南大河）的一条支流，到上述支流和云兴河另一支流汇合处以东的仙人山，然后再沿云兴河上述两条支流的分水岭而行，到其中西面支流的源头，再沿勐林山脊向西转西南，到勐林山山顶。从此，界线沿南板河向东转东南行，到该河和从西南流来的在垭口寨东北面的一支流汇合处，溯该支流西南行，到垭口寨东北一点，从此转南，经过垭口寨以东的一点，穿过垭口寨南面的南板河一支流，即折向西行，到招保寨（达克莱诺）稍东的南衣河源头。从此，界线沿南衣河、南模河南行，再转东沿南滚河、巧克河而行，到巧克河的东北源头。
⑾从巧克河的东北源头起，界线沿着以南滚河上游支系为一方、巧克河的南面支流和南丁河（南屯河）为另一方的分水岭向南转东而行，到羊柏寨西侧一点，向东经过羊柏寨以北100公尺处，再向东直到一小河在上述分水岭上的源头，然后沿山脊东行到勐董河（南董河，上游名大董河）一支流的源头，再沿该支流向东转东北行到和勐董河另一从东南流来的支流的汇合处，从此沿该支流到勐董河和龙达小河（南浪河）之间的分水岭上的该支流源头。然后界线向东穿过分水岭到龙达小河的源头，再沿该河而行，到该河和从北面流来的支流汇合处，再沿该支流向北，然后穿过岗宾脑山脊上的一点，沿一河谷大体东行，穿过龙达小河一支流的两个分支流的汇合处，转向东北，到以勐董河为一方、南马河为另一方的分水岭，直到1941.8公尺（6370英尺）高地。从此，界线沿着以勐董河、腊勐河（南勐河）、黑河、库杏河（南卡蓝河）、南卡镐河（南项河）为一方、南马河为另一方的分水岭，向东转南再转西北，直到来劳寨西北该分水岭上的一点。
⑿从来劳寨西北上述分水岭上的一点起，界线顺最近的南卡镐河支流而下，然后顺南卡镐河到其和从西南流来的支流的汇合处，再溯该支流大体向西南，到该支流在2180公尺（7152英尺）高地东北、离该高地最近的源头，然后在上述高地东南150公尺（492英尺）处穿过山脊，转南到发源于上述高地最近的南弄河（南洒克河）一支流的源头，然后沿该支流到和南弄河汇合处，再沿南弄河、南锡河、南卡江，到南卡江和南永河汇合处，再溯南永河而上，到其源头。
⒀从南永河源头起，界线向东南到纳乌河和南配河（南亚河）的分水岭，再沿该分水岭大体向东，继沿纳乌河，到和南来河的汇合处，再沿纳乌河和南来河的分水岭而行，到昂朗山（洛昂朗）山脊，向北沿山脊到昂朗山山顶，再大体向东沿山脊穿过南洞基克河，然后沿着以拉定河（会缺台河）以北的南垒河西岸的支流和南腊河（南马河的支流）为一方、拉定河以南的南垒河西岸的支流为另一方的分水岭而行，到邦顺山（洛邦顺）山顶。
⒁从邦顺山山顶起，界线大体向东沿着拉定河、南垒河、过去划定界线时南乐河的河道、南卧河（南卜河），到南卧改乃山（洛外南）上的南卧河源头。
⒂从南卧改乃山上的南卧河源头起，界线大体向东沿着以南腊河（南垒河的支流）、南派河、南西河（南霍河）为一方、南品河、南卯河、南西板河为另一方的分水岭而行，到三面坡（洛三勐）。
⒃从三面坡起，界线大体向东北，到南览河西岸的一点，然后顺该河而下，到南览河南岸的鸠那山脚，再大体东南行，经过灰令亮（灰莫秋）、拉地、南孟号，到麦牛栋，再大体向东北行，穿过龙曼当，到灰腊小河，再沿该河向北行，到该河和南览河汇合处。然后，界线向东转南沿南览河、南桔河（南舍河）、南甲河（回洒河），到垒连底法山。然后界线沿南摩特河（南麦河）、南洞河、南达河，到悻岗垒山（马行拱山）。
⒄从悻岗垒山起，界线向东沿着以南阿河及其上游支系为一方、南洛河（包括其支流南黑河）为另一方的分水岭而行，直到广变乃山顶。
⒅从广变乃山顶起，界线大体向东北沿回勒河（南勒河）、过去划定界线时南阿河的河道而行，到南阿河和澜沧江（湄公河）汇合处，即顺澜沧江而下，直到中缅边界东南端终点南腊河和澜沧江汇合处止。
三、本条所述的两国全部边界线以及双方在联合勘察时所树立的临时分界标志的位置，标明在本条约所附的二十五万分之一的全线图和某些地区的五万分之一的地图上。
第八条 缔约双方同意，凡是以河流为界的地段，不能通航的河流以河道中心线为界，能够通航的河流以主要航道（水流最深处）的中心线为界；如果界河改道，除双方另有协议外，两国的边界线维持不变。
第九条 缔约双方同意：
一、本条约第二条所规定应该移交给缅甸的猛卯三角地，在本条约生效后，即成为缅甸联邦的领土。
二、本条约第一条所规定应该归还中国的片马、古浪、岗房地区和第二条所规定应该划归中国的班洪、班老辖区，在本条约生效后四个月内，由缅甸政府移交给中国政府。
三、本条约第三条所规定的调整地区，在本条约生效后四个月内，分别由缔约一方政府移交给另一方政府。
第十条 在本条约签订后，根据1960年1月28日双方关于两国边界问题的协定成立的中缅边界联合委员会，将继续对两国的边界线进行必要的勘察，树立新界桩和订修、改造旧界桩，然后草拟一项议定书，详细载明整个边界线的走向和全部界桩的位置，并且附入标明界线和界桩位置的详图。上述议定书经两国政府签订后，即成为本条约的附件，该项详图将代替本条约的附图。
在上述议定书签订后，中缅边界联合委员会的任务即告终止，1960年1月28日双方关于两国边界问题的协定即行失效。
第十一条 缔约双方同意，在两国边界正式划定后，如果发生任何边界争议，应由双方友好协商解决。
第十二条 本条约须经批准，批准书应尽速在仰光互换。
本条约自互换批准书之日起生效。
在本条约生效后，除1960年1月28日双方关于两国边界问题的协定在本条约第十条中另有规定外，过去一切有关两国边界的条约、换文和有关文件即行失效。
本条约于1960年10月1日在北京签订，共两份，每份都用中文、缅文和英文写成，三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权代表 缅甸联邦全权代表
周恩来 吴努
（签字） （签字）
注：这个条约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于1960年12月20日批准，缅甸联邦总统于1960年12月29日批准。条约自1961年1月4日生效。
相关文件
1．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决定签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缅甸联邦边界条约的全权代表的决议
2．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缅甸联邦边界条约的决议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和缅甸联邦总理吴努关于两国边界条约的换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和缅甸联邦总理吴努关于两国边界条约的换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照会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缅甸联邦边界条约的谈判过程中，我们双方曾就下列各项问题达成了谅解，现在我谨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确认如下：
一、根据中缅边界条约第一条、第二条和第三条的规定由一方移交给另一方的地区的居民，在各该地区移交给另一方以后，应该被确认为该地区所属一方的公民；如果该地区的居民中有人不愿意随地区转移到另一方，可以在条约生效后一年内声明选择原来一方的国籍，并可在两年以内迁入原来一方的境内居住。上述居民迁移时，其动产可以携带出境，不动产可以折价出让。
二、双方根据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原则，并且为了便于各自的行政管理和避免双方边民间的纠纷，以利于促进两国边民友好和睦关系的发展，一致认为中缅边境地区现存的和因这次划界及调整骑线村寨而产生的边界耕地问题，应该予以解决。为此，确定原则如下：
⑴双方保证本国边民今后不再在对方境内发展新的过界耕种关系，并不得恢复已经放弃耕种或经营的过耕土地。
⑵对于边民过界耕地现象，双方政府应采取措施在条约生效后三年内逐步加以消除。
⑶双方边民在以上规定的期间内继续过界耕地时，应遵守耕地所在国的法令。
⑷为了执行上述协议，双方地方官员可以根据情况需要举行会晤，协商解决有关问题。会晤的程序由两国政府商定。
三、为了促进双方在边境地区的友好关系，两国的地方官员将根据需要举行会晤，以解决双方边境上发生的地方性的问题。
上述各点在获得阁下的确认后，本照会和您的复照即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缅甸联邦政府之间的协议，同中缅边界条约同时生效。
顺致最崇高的敬意。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签字）
1960年10月1日于北京
缅甸联邦总理吴努的复照
我谨收到阁下今天的来照如下：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缅甸联邦边界条约的谈判过程中，我们双方曾就下列各项问题达成了谅解，现在我谨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确认如下：
一、根据中缅边界条约第一条、第二条和第三条的规定由一方移交给另一方的地区的居民，在各该地区移交给另一方以后，应该被确认为该地区所属一方的公民；如果该地区的居民中有人不愿意随地区转移到另一方，可以在条约生效后一年内声明选择原来一方的国籍，并可在两年以内迁入原来一方的境内居住。上述居民迁移时，其动产可以携带出境，不动产可以折价出让。
二、双方根据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原则，并且为了便于各自的行政管理和避免双方边民间的纠纷，以利于促进两国边民友好和睦关系的发展，一致认为中缅边境地区现存的和因这次划界及调整骑线村寨而产生的边界耕地问题，应该予以解决。为此，确定原则如下：
⑴双方保证本国边民今后不再在对方境内发展新的边界耕种关系，并不得恢复已经放弃耕种或经营的过耕土地。
⑵对于边民过界耕地现象，双方政府应采取措施在条约生效后三年内逐步加以消除。
⑶双方边民在以上规定的期间内继续边界耕地时，应遵守耕地所在国的法令。
⑷为了执行上述协议，双方地方官员可以根据情况需要举行会晤，协商解决有关问题。会晤的程序由两国政府商定。
三、为了促进双方在边境地区的友好关系，两国的地方官员将根据需要举行会晤，以解决双方边境上发生的地方性的问题。
上述各点在获得阁下的确认后，本照会和您的复照即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缅甸联邦政府之间的协议，同中缅边界条约同时生效。”
我谨代表缅甸联邦政府在复照中确认上述各点。
顺致最崇高的敬意。
缅甸联邦总理
吴努（签字）
1960年10月1日于北京
论我国律师制度的完善及其他
滕传枢
“一部《律师法》，可谓人喜人忧。可能很多局外人无法想象到，千呼万唤始出来的《律师法》，从1996 年5月15日至今天才五年多时间，就屡屡出现漏洞和难题，乃至呼吁早日修改的声音总是此起彼伏。于是，有学者认为，这部法律如此经不起时间和实践的考验，要么就是立法技术出了问题，要么就是立法观念有失偏颇。笔者认为，这部法律可用8个字来概括即 ‘意义重大，问题不少’”①。
此段文字是当前法学界对《律师法》议论的高度概括。对《律师法》修改的意见与建议见仁见智，不时见诸报刊。在这一学术热潮申，在重新认真研讨《律师法》和 1980 年颁布的《律师暂行条例》之后，我们惊讶地发现，涉及我国律师制度建设的两个首要的和最重要的问题，即什么是律师? 律师的执业机构是什么性质的组织? 这两个听起来似乎是不成问题的问题，然而从法理上深入剖析之后，结论竟是在我国律师制度恢复21年后的今天，从立法到行政管理到律师实务，对这两个问题都尚未理顺和尚未获得正确界定。
当然，律师制度和其他任何制度一样，其建立完善有一个过程。然而，这两个问题长期未理顺和未正确界定，使我国律师制度的建设和律师事业的发展碰到了不少困惑与障碍。在这次《律师法》修改之日，应是圆满解决之时了。此外，在修改《律师法》完善我国律师制度的指导思想上，必须树立既要与国际惯例接轨更要从我国实际出发，建设一个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律师制度。在所谓国际惯例中，还要分清主流和支流，分清正确与错误，分清我们应当借鉴还是应当摒弃的东西。因为 “调整法律职业行为的各国法律和规章有很大的差异”② ， 即使在 “律师王国”的美国，“律师的管理规则却是混乱的”③。
一•关于律师的概念
《律师暂行条例》第一条规定:“律师是国家的法律工作者”。到《律师法》出台，律师的法定定义发生了变化。该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的律师，是指依法取得律师执业证书，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这个变化是鉴于我国律师事业的发展和律师职业的社会定位而发生的，无疑是必要的，是一个进步。但是，这两条定义，都是不科学、不准确、不严谨的。
前一条，律师是“国家的法律工作者”。当然，这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背景。当时律师制度刚恢复，律师都是吃“皇粮”、占编制的国家干部，所以界定为律师是国家的法律工作者。但是，“国家的法律工作者”不仅有律师，法官、检察官等也是。所以说这个定义未能反映出律师这个概念的特有属性，定义过宽，定义项的外延大于被定义项的外延，犯了逻辑错误。
后一条，律师是 “依法取得律师执业证书，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当然，这样的人是律师不错，但是已取得律师资格并未申请执业或申请了未取得律师执业证书的人，难道他们不是律师?不在律师这个概念的外延之内?准确说他们也是律师的组成部分，只不过不是在律师事务所执业的律师而已。所以说，这个定义同样不能反映律师这个概念的特有属性，定义过窄，定义项的外延小于被定义项的外延，同样犯了逻辑错误。
此外，在学术界，还存在律师是 “国家的法律工作者”和是 “自由职业者”两说之争。在律师制度恢复初期，还曾经把这两个不同定义说成是社会主义律师与资本主义律师的本质区别。其实，在资本主义国家，也有不少律师是国家的法律工作者，如美国有十多万 “国家律师”，属国家公务员编制，香港也有 “官办律师”，是领工资的官员; 社会主义国家的律师也同样具有自由职业者的特征(指辞去公职的律师)。此外，这两个定义一个是从律师的人事关系和职业分类去界定，一个是从律师的执业方式及职业特点去界定，并无可比性。还有，这两个定义同样都定义过宽，不能反映律师这个概念的特有属性。
从我国恢复律师制度二十多年来律师业发展的现状出发，参考世界上发达国家律师业发展的情况，我认为在这次《律师法》修改时，应将 “律师”和“执业律师”这两个概念划开并分别定义。
建议将《律师法》第二条(律师的定义)修改为:
----“本法所称的律师，是指经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合格或具有同等法律知识，经国家司法行政主管部门审查批准授予律师资格的专业人员。
本法所称的执业律师，是指具有律师资格，经申请和国家司法行政主管部门审查批准授予律师执业证书，在律师事务所从事社会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
律师和执业律师这两个概念是包含关系，即律师由执业律师和非执业律师组成，执业律师只是律师中的一部分。有的学者把律师称为广义的律师把执业律师称为狭义的律师，亦不无道理。
在修改后的该条第一款中写入 “或具有同等法律知识”一句，是考虑到《律师法》第七条关于经“考核批准，授予律师资格 (即不须经过统考)的情况。如果在实行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制度之后，对 “考核批准”一律 “关门”的话，则此句可删去。依我的看法，仍应保留。一律 “关门”，可能会造成一些具有律师同等法律知识但又确实不宜(或难以)通过统考取得律师资格的人(比如司法系统一些经验丰富的老法官和检察官，教学科研单位一些老教师和研究人员等)，被拒之于律师“门槛”之外，不利于律师队伍的建设。
将律师和执业律师的概念划开并分别定义的理由和意义在于:
(一) 符合国情和壮大律师队伍、发展律师事业的需要。在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社会之后，特别是加入WTO和进入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之后，法治显得头等重要，因而需要大批的律师人才。按邓小平同志设计，全国应有50万以上的律师。然而二十多年过去了，我国至今才有11•7万律师，占全国人口不到万分之一。一方面要想在短期内使执业律师的人数翻上几番，是不现实的; 另一方面，《律师法》又把一大批通过 “律考”已取得律师资格的人排除在律师队伍之外，这显然不是科学的、实事求是的做法，不利于律师事业的发展和律师队伍的建设。从1986年实行律师统考制度以来，在司法机关(法院、检察院)、党政军机关、企事业单位、群众团体的干部中乃至工人、农民队伍中，共计百万以上具有法学知识的人勇跃报名参考，有12万人取得了律师资格，其中约半数人己进入执业律师队伍，尚有半数左右的人按照现行《律师法》却不是律师。达不仅在理论上是矛盾的，而且在现实生活中使这支队伍处于名不正言不顺的尴尬地位，甚至被指责为 “不安心本职工作，有‘跳槽’之嫌”。如果在立法上给这支队伍 “正名”，使他们在各种不同的岗位上名正言顺地发挥律师的聪明才智，对更加做好他们的本职工作，对国家的民主法制建设岂不是一大幸事?
(二) 符合完善律师资格制度和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制度的需要。关于这一点，在下文有具体论述。
(三) 有利于司法行政主管机关和律师协会加强对律师队伍的管理。由于现行《律师法》把非执业律师排除于律师队伍之外，使司法行政机关和律师协会对这支庞大(今后还应更庞大)的非执业律师队伍的管理处于困惑和尴尬的境况，所能做的工作也仅是发一份律师资格证书而已，甚至还会受到“企图挖外单位、外系统人才”的指责。如果在立法上 “正名”之后，今后的境况将大不一样。
二•对完善律师资格制度和国家司法考试制度的建议
我们在划分律师与执业律师这两个概念的基础上，对现有律师资格制度的内容、范围、意义应当重新调整、重新认识。具有律师资格，是申请执业和取得律师执业证书的前提条件; 但取得律师资格，不一定都要申请做执业律师，更不应该是为了做执业律师才去取得律师资格。取得律师资格的人，可以是执业律师队伍的后备军，也可以是法官、检察官队伍的后备军，还可以是党政机关公务员队伍的后备军，更可以是范围更宽广的企事业单位甚至广大农村中法律人才队伍的中坚力量。因为从社会经济的发展看，今后各行各业都需要法律人才，都需要律师。在这方面美国等发达国家已是先例。美国的法官、检察官都是从律师中产生的，它的律师资格考试也就是唯一的国家司法考试。所以我们应当发展和壮大律师队伍，特别是发展和壮大非执业律师这支队伍。而健全和完善我国的律师资格制度，是发展壮大这支队伍的前提条件和法制保障。
1986年开始实行的律师资格全国统一考试制度和1996年出台的《律师法》第六条为建立我国的律师资格制度打下了基础，走出了与国际通行做法接轨的第一步。2001年6月30日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通过的修改《法官法》和《检察官法》的两个决定。首次以法律修正案的形式确立了我国的统一司法考试制度。明确规定:“国家对初任法官、检察官和取得律师资格实行统一的司法考试制度。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会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共同制定司法考试实施办法。由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负责实施”。“这一决策，是我国提高司法人员专业素质的重要举措和法律专业人才选拔方式的重大进步，它对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司法制度的改革和完善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和将要产生的深远影响，无疑将使其成为新中国法制发展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进步标志”④。
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制度的确立，为完善我国的律师资格制度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契机！ 目前，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制度刚刚确立，具体实施办法尚未出台，百事待举。“由于受长期以来中国法制史上行政官吏主管司法，忽视司法专业性的旧传统影响，我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统一司法考试的法律制度和相关实践，有关的理论研究也十分薄弱; 新中国成立后长期以来司法行业的干部管理基本上是各负其责，各行其是，特别是缺乏协调统一的入门资格考核及确认范围; 国家统一司法考试虽然论证过程较长，有关部门事先也做了一些协调沟通工作，但基本法律规范的出台周期较短，各有关政法机关的考试组织部门，特别是司法行政机关缺乏充分的理论准备和工作准备”⑤。 这段论述的确是切中时弊、字字珠玑。每个法律工作者都应为我国法制史上这一里程碑式的宏伟工程献计献策，为此，我提出以下建议:
(一) 明确对参加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并取得合格成绩的法律专业人才，统一授予“律师资格”。过去参加初任法官、初任检察官和律师资格考试，一般都具有很强的直接目的性，通过考试的人一般很快进入法官、检察官或执业律师的工作领域。而新的司法统考应朝着为国家统一选拔法律专业人才的方向而不仅是为这三个部门预选干部。过去各家考各家的，当然各自授予一种资格。现在是统考，对合格者不可能也不应该再分别授予三种资格，当然只可能也应该统一授予律师资格，而不可能授予另外两种中的任何一种。因为“律师”可以是职业也可以是资格，取得律师资格的人今后可以从事法官、检察官或其他职业；而法官、检察官只能是职业。故换之则不顺。而且这种情况自实行律考制度以来，已有15年，已被人们逐渐接受和认同; 国际惯例也是如此。
(二) 明确通过司法统考获得的律师资格，是今后担任法官、检察官、执业律师或其他需要掌握法律专业知识的岗位职务的任职条件之一。这里说的其他职务，比如党政机关中的纪检、监察、政法、法制、司法、公安、安全等部门(机构)的重要岗位；以及分管这些部门(机构)的领导岗位，其他部门的法制机构的领导岗位;人大常委会机关中的若干相应岗位;军队中的司法部门(机构)的重要岗位;企事业单位的法律事务部门(机构)的重要岗位等。当然实施这一制度需有一个过程，范围逐步由小到大。而且还将涉及《法官法》、《检察官法》以及国家人事制度、法学教育制度的修订。
(三) 制订对通过司法统考人员(获得律师资格人员)的管理办法和培训、研修、实习等制度，明确由司法部统一组织和实施，实行司法行政主管部门和律师协会“两结合”的管理体制。
上述构想，“从长远来看，应是一条从律师到法官的路，这也是许多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所以必须解决体制问题和人事机制、人才配置等问题，还有司法官员的录用与律师资格相脱节的问题，这样才能出现从律师到法官的正常现象”⑥。
上述构想，若获采纳，应在《律师法》修改时对相应条款作修改、增补。
三，关于律师事务所的性质
《律师暂行条例》第十三条规定:“律师执行职务的工作机构是法律顾问处。法律顾问处是事业单位，受国家司法行政机关的组织领导和业务监督”。此条将律师事务所定性为事业单位，无疑是正确的。在那一段历史时期我国的律师执业机构只有单一的国资所，随着社会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发展，律师执业机构的组织形式也发生了变化。1988年出现了不占国家编制、不要国家经费的合作制律师事务所，按当年司法部《合作制律师事务所试点方案》第一条的规定，合作所仍定性为“社会主义性质的事业法人组织”。此后又相继出现了合伙制和个人律师事务所。到1996年出台的《律师法》除了规定“律师事务所是律师的执业机构”和律师事务所应具备的三个条件以及三种组织形式(国资所、合作所、合伙所)之外，对律师事务所是什么性质的组织竟避而不谈! 司法部在《律师法》出台之后制定的三个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也不再提及性质问题。在这一点上，《律师法》比《律师暂行条例》倒退了。这也不是什么与国际接轨的做法。尽管有些资本主义国家或地区的律师执业机构搞成了公司，变成了唯利是图的组织，但国际上的主流看法仍认为律师不是以营利为目的的职业。这才是律师业的正道。
我国立法上的这种回避和模糊策咯，导致对律师事务所从理论认识到实际运作都难以定性，从而处于一种 “非驴非马”的境况!有仍然承认是事业单位的，有认定为中介机构的，有认定为社团的，还有被认定为企业的。由此导致一些地方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要求律师事务所去办理工商企业注册登记，一些地方的民政机关要求律师事务所去进行社团登记。这种法理上的混乱导致理论界、律师界有人呼吁尽快“组建公司制的律师事务所”和“引进现代企业机制”，而且呼声呈逾来逾高之势。使得司法部不得不发文澄清说：“律师事务所(法律顾问处)是向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事业单位，不是经营性组织……不应进行工商登记”，也“不应进行民政登记”⑦。
对律师事务所定性混乱使律师业受到的最大影响是被科以重税。税务行政主管机关一直把律师事务所当作企业来征税。按法理，合伙所和个人所不应纳企业所得税，因为他们没有“企业所得”;国资所与合作所则应免营业税，因为他们不是经营性组织。然而我国的律师事务所，不管是什么“制”，除了征收占总创收5.5%的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之外，还要征收占律师事务所 “利润”33%(在经济特区为15%)的企业所得税，再征收占律师个人所得额5-45%的个人所得税。这样重复征税，使律师事务所和律师不堪重负，有的被迫关门，有的被迫采取各种各样的避税措施，有的为此被扣上偷税漏税的罪名。直到近期国家财税[2000]91号文件和国税发[2000]149号文件下发，才免去律师事务所的企业所得税，投资者的个人所得税改按5-35%的税率计征，各省(区、市)又相继改革了一些征管措施之后，情况才有所缓解。但是整个律师行业的征税如何理顺仍远未解决。
《律师法》第二十三条还专写一款 “律师事务所和律师应当依法纳税”。依法纳税是每个公民的义务，其他各行各业的部门法都无需另作要求，而唯独在《律师法》中规定如此一款，实属笑话。
综上所述，建议对《律师法》第十五条进行修改。第一款修改为:
----“律师事务所是执业律师的工作机构，是不以营利为目的的事业法人组织。”
第二款第(三)项修改为:
----“有三名以上执业律师”。
另外，建议将《律师法》第二十三条第二款删除。
作上述修改的理由和意义在于: 界定律师事务所的性质为事业法人，符合律师的执业宗旨，科学合理，同时也符合国际上主流的看法，从立法上加以明确，将有利于律师业的正常健康发展。
律师事务所不从事生产经营性活动，不是以资本获取利润，不是简单的有偿服务和等价交易，而是以律师的知识和智力为委托人提供法律服务、维护国家法律与社会正义。这是律师事务所作为事业单位不同于企业的本质特征。就好比医生是以医药卫生知识为患者防治疾病服务、教师是以知识和品德培养学生一样，不管医疗机构或学校是何种组织形式，它的行业分类都是事业单位而决不是“治病公司”或“教学公司”，在我国医院和学校都享有免营业税等优惠，因为它们决不能以营利为目的。不同的只是前者属社会科学而后者属自然科学领域。目前社会上出现一些以营利为目的的“经营性医疗机构”和“贵族学校”，无疑是一种错位与乱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