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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宣传部 教育部


关于加强和改进高等院校马列主义理论教育的若干规定

1984年9月4日，中央宣传部 教育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国高等院校恢复了正规化的马列主义理论教育。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广大马列主义课教师，在解放思想，拨乱反正，进行四项基本原则教育，宣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培养学生的无产阶级世界观和共产主义道德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是，目前高等院校的马列主义理论教育还不能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在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领导体制、课程设置、教学环节、教学方法、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需要改进；有些地区或学校的领导，还没有把加强和改进马列主义理论教育列入重要议事日程，没有把它看作是加强学生思想工作的核心。为了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有关思想理论工作的指示精神，加强和改进马列主义理论教育工作，特作如下规定。
一、新时期必须加强对高等院校学生的马列主义理论教育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党和国家的行动指南，是培养学生无产阶级世界观和共产主义道德的理论基础。把马列主义理论课作为必修课，是社会主义大学区别于资本主义大学的重要标志。所有的大学生都必须认真学好这门课程。
目前，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事业中，大量的新情况和新问题需要我们去研究解决。现在的大学生和研究生，是将来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骨干力量，是党和国家干部的重要来源。他们的世界观、理论水平、道德修养以及科学文化素质，能否适应新时期总任务的要求，能否正确地认识和处理这些新情况和新问题，关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败，党和国家的盛衰。
我国的大学生具有振兴中华的强烈愿望，善于学习、勤于思考、勇于探索、敢于创新，这是他们的优点。但也应看到，十年内乱在社会上造成的思想上的消极后果，还远没有消除干净；对外开放的历史环境固然有利于学生开阔眼界，解放思想，学习先进的科学文化，但西方资产阶级腐朽思想也不可避免地会渗透进来。在这样的形势下，必须加强和改进马列主义理论教育，才能提高学生的思想政治觉悟和辩别是非的能力，抵制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思想的侵蚀，自觉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实现党在新时期的总任务贡献力量，并使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成长为青年马克思主义者。
各级党委宣传部（或科教部）和教育部门必须充分认识马列主义理论课在高等教育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切实加强领导，坚决纠正一切轻视马列主义理论课的错误倾向。任何把马列主义理论课看成是“可有可无”，把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同学习专业对立起来的观点，都是错误的。
马列主义理论课和学校的日常思想政治工作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有机整体。马列主义理论课的主要任务是帮助学生通过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确立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马列主义理论课教学必须联系学生的思想实际，日常思想政治工作必须以马列主义为指导，两者应密切结合，但不能互相代替。从红专两个方面全面培养学生，是学校各门课程和各项工作的共同任务，学校党委和校长要统一领导，全面安排，组织各方面的力量，齐抓共管，把学生培养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专门人才。
二、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改革课程设置和教材内容
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科学，它的生命力就在于同各个时代、各个国家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回答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应充分体现这一基本特点。它只有紧密结合时代和科学技术的发展，紧密结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紧密结合学生中普通存在的思想认识问题进行讲授，才能启迪人，教育人。为了适应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需要，现行的课程设置和教材必须进行改革。改革的原则是：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增强课程体系和教材内容的科学性和现实性，使马克思主义理论真正成为学生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帮助他们形成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为了增强马列主义理论教育的现实性，现在着手准备在全国高等院校增设《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基本问题》课程。在新的课程设置未确定和新教材未编出之前，现行课程不变。少数民族地区院校开设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党的民族政策》课程，仍按中宣部和教育部1982年的规定执行。
马列主义公共理论课的教学时数：文科四年制本科（含艺术院校的理论、创作、编导专业）一般占总学时的20％左右，每门课最低不少于105学时；四年制外语专业按文科开设马列主义的各门课程，每门课最低不少于80学时；理工农医等四年制本科和艺术院校的技巧、表演专业占总学时的10％左右，每门课最低不少于70学时；五年制和六年制本科，要相应地增加学时。自习与课堂教学时间的比例为一比一，要列入课程表，由任课教师掌握。任何学校和个人都不能任意减少和侵占马列主义理论课的时间。研究生和大学专科的课程设置和学时另定。
为了提高学生的思想素质，增强鉴别能力，高等院校应逐步开设西方现代哲学思潮、经济思潮、政治思潮、文艺思潮的评论讲座。
加强教材建设，改革教材内容，是提高教学质量，实现培养目标的一项基本工作。几年来，教材建设是有成绩的，但现行教材对当代出现的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缺乏新的理论概括，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为了改变这种状况，马列主义理论课教材必须阐述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反映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经验，分析当代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新现象和科学技术发展对于社会生活和经济发展的影响，科学地阐明马克思主义是人类历史上优秀思想文化成果的继承和发展，逐步地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教材体系。因此，必须积极地组织力量编写新教材，编辑出版供教师使用的教学参考书和供学生阅读的经典著作选读本，有计划地拍摄各门马列主义理论课的电教片。
三、加强教学的各个环节，改进教学方法
加强教学中的各个环节，是提高教学效果的重要途径。课堂讲授是教学的基本环节。教师要认真备课，研究教学中的疑难问题，了解社会实际情况和学生的思想问题，突出重点，有的放矢地进行教学。自习、课堂讨论、辅导、阅读马列和毛泽东著作，都是帮助学生掌握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和提高分析问题能力的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必须坚持；取消了的，应当恢复。教师要经常检查学生自习和完成作业的情况；认真组织课堂讨论；指导学生阅读教学大纲规定的经典著作和党的重要文献，帮助马列主义学习小组开展活动。
要大力改进教学方法，实行启发式教学，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把教学变为师生一起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和讨论问题的过程，坚决克服“注入式”的教学方法。所有教师都应教书育人，不仅要向学生传授理论知识，而且要对他们进行思想政治工作。
为了提高教学效果，应该围绕教学内容，适当地组织学生参加社会活动和进行社会调查，鼓励他们在接触实际中接受教育。
要严格执行考查和考试制度。考查和考试主要是检查学生对马列主义基本原理的理解和运用这些原理分析问题的能力，而不是单纯检查学生的记忆力。马列主义理论课的学习成绩是决定学生能否升级和毕业的重要依据之一。在招收新生（包括研究生）和授予学位时，任何单位或个人都不能任意降低马列主义各门学科的录取分数线和标准。
四、加强马列主义理论和教学法的研究
马列主义课教师在保证完成教学任务的同时，应当积极开展科学研究工作，参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提出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的讨论，参加有关的学术活动，以提高业务水平和教学质量。科学研究的主要内容是：马克思主义各个学科的基本理论；教学中的疑难问题；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提出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世界政治、经济和西方哲学社会科学著作评介；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社会意义；马列主义理论课的教学规律和教学方法，学生思想特点和发展规律，等等。科学研究成果可以是有一定水平的专著、论文、有价值的学术资料和教学参考资料、电教片；也可以是有一定水平的调查报告、教书育人的经验总结等。
在科学研究工作中，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贯彻理论联系实际和“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倡调查研究，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精神，积极开展学术思想上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对于在研究现实问题中出现偏差的同志，要热情帮助，注意保护他们的积极性。
马列主义课教师是一支重要的科学研究力量。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宣传部（或科教部）、教育部门和学校要鼓励和组织他们开展科学研究。要把他们的科学研究项目，分别纳入学校、地方和国家的科研规划，并定期检查。各院校马列主义教研室应有一定数量的专职科研编制，有条件的可以成立马列主义理论教育研究室。要根据教学和科学研究的需要，有计划地组织马列主义课教师进行社会调查，出国考察或进修，举办学术讨论会，并为科研成果提供发表园地。各学校都要把马列主义教研室的科研经费列入预算，拨给专款。
五、加强教师队伍的建设，改善他们的政治待遇和工作条件
提高教师队伍的政治和业务水平，是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建设一支有战斗力的马列主义课教师队伍，是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人才的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任务。
高等院校马列主义课教师是塑造学生思想灵魂的工程师，是宣传科学共产主义的战士。因此，马列主义课教师应牢固地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政治上同中央保持一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忠诚于社会主义教育事业，作风正派，为人师表；要深谙马列主义理论，具有较广博的中外历史、教育学、伦理学等社会科学知识和自然科学的基础知识；要有一定的实际工作锻炼（包括做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青年教师要掌握一门外国语言。
现有的马列主义课教师队伍，从整体上看，是经过考验和有战斗力的。但是，由于数量不足，骨干教师的年龄偏高，面临着青黄不接的严重状况，亟待充实提高。要根据马列主义理论课的特点，从教学、科研、做学生思想工作和教师进修的实际需要出发，力争在三五年内使教师与学生的比例达到：文科1∶80、理工农医1∶100，规模小的院校每门课至少要配三名教师，并积极创造条件，进一步增加教师的数量。马列主义理论、政法、财经、历史、外语等专业和研究生班、民族院校的教师，应根据教学需要相应增加编制。马列主义公共理论课教研室为系处级建制，应配备专职工作人员，并设置资料室。
要采取多种措施解决马列主义课教师的来源问题。如每年应从高校的哲学、政治经济学、中共党史、科学社会主义四个理论专业中选拔足够数量的优秀毕业生和研究生补充教师队伍；要扩大中国人民大学四个理论系本科的招生名额；有条件的重点大学经教育部批准，可以增设马列主义基础专业，开办马列主义研究生班、双学位班；委托一部分重点大学担负培养本地区马列主义课教师的任务，有条件的理工农医院校的马列主义教研室也可以招收硕士研究生等，以确保师资的来源。
教师的培养和进修要形成制度。每个教师教学三年可以脱产学习半年（包括科学研究和社会调查）。学校要帮助教师制定个人进修计划，并规定具体的考核办法。考核成绩作为评定职称的一项依据。对现在还不能胜任教学的青年教师，争取在三年或稍长一点时间内轮训一次，使他们达到能够独立开课的水平。对于少数不宜做理论课教师的人，应当进行调整。
现在实行的计算教师工作量的制度，存在着一些缺点，教育部正在研究改革。在新的制度未确定之前，马列主义公共理论课教师教学工作量的计算办法暂作如下调整：讲师的备课时数为1∶10，副教授为1∶8，教授为1∶6，助教的备课时数应略高于讲师。编写讲义、编制电教片、专题讲座、批改作业、审阅试卷和做学生思想工作，都应计入教学工作量。
评定马列主义课教师的职称，主要是考察教学效果，考察教师转变学生思想的本领，同时也要考察教师的科研成就。凡是有一定理论学术水平的专著、论文、教材、电教片、学术资料、教学参考资料、调查报告、教学经验等，都可以作为评定职称的科研成果。对“文革”前毕业的教师，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外语不作为评定职称的条件（包括兼教公共课的专业课教师）。为了妥善解决评定职称的问题，各院校的学术委员会应设置马列主义课教师职称评审小组，其成员可由本校有关领导和马列主义课教师组成，也可以聘请校外有关专家、教师参加，马列主义课教师少的学校可以几个学校联合组成评审小组。学校学术委员会应根据评审小组的意见汇总上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评审委员会也应设置相应机构，负责有关事宜。
要改善马列主义课教师的政治待遇、物质待遇和工作条件。凡是传达到县团级和学校系处级的文件和报告，都应向党员教师传达，并及时向非党员教师传达有关的精神。对于涉及思想理论方面的文件、报告、内部书刊资料，应根据教学工作需要，放宽限度。要在政治上关心教师的进步，对要求入党并具备条件的同志，应当及时吸收他们入党。马列主义教研室订购教学需要的图书、报刊、资料的费用，要列入学校预算。学校领导要尊重、关心马列主义课教师，认真解决他们的住房、两地分居等生活方面的问题。
六、加强对高等院校马列主义理论教育工作的领导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宣传部（或科教部）和教育厅（局）、国务院各部委教育局要加强对学校马列主义理论教育工作的领导，必须有专人负责这项工作，坚决纠正放任自流的状态。
党委宣传部（或科教部）的主要职责是，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在思想理论方面给予有力的指导。业务工作主要由教育部门负责。
学校党委和校长要把抓好马列主义理论教学和师资队伍建设作为自己的重要职责，帮助他们搞好自身的思想建设和业务建设。要及时向教师传达中央的文件和指示，每学期至少要研究一、两次马列主义理论教育工作，切实解决工作中的困难和问题。学校要指定一名具有马列主义理论素养和懂得教育规律的书记或校长主管此项工作，经常了解教学情况，参加教研室的重要活动，并尽可能兼教一门马列主义理论课或做专题报告。院系的行政领导和教务、科研部门，要安排好马列主义理论课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马列主义教研室应积极争取党政领导的支持。学校党委或校长应经常向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宣传部（或科教部）和教育厅（局）汇报马列主义理论教育工作情况。
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宣传部（或科教部）、教育厅（局）、国务院各部委教育局应认真贯彻执行中央关于马列主义理论教育的方针、政策和规定，经常检查各校执行情况，调查了解并积极解决教学中出现的一些带有普遍性的问题；交流经验，举办报告会和假期学习班，提供教学需要的内部资料，加强对马列主义理论教学研究会的领导，帮助解决干部、经费和其他方面的困难；定期召开马列主义理论教育工作会议，并将工作情况报告中央宣传部和教育部。
高等院校的马列主义理论教育工作，除本文件规定的几个问题外，其他方面仍按教育部1980年颁布的《改进和加强高等学校马列主义理论课的试行办法》执行。各学校要严格按照本文件的要求，重新安排和修订各系科的教学计划。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宣传部（或科教部）、教育厅（局）、国务院各部委教育局和学校，应根据这两个文件的精神，制定出本地区、本系统、本学校的具体实施办法。






中国法理学二十年


长春,法制与社会发展 199805
张文显/姚建宗/黄文艺/周永胜

1978年至1998年，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20年，也是包括法理学在内的整个中国法学事业取得飞速发展的20年。20年来，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有力推动下，中国的法学理论工作者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以前所未有的巨大研究热情和创新精神，在法理学这片大有作为的广阔土地上，努力开拓，辛勤耕耘，取得了丰硕的理论成果。20世纪末的这20年是中国法理学发展史上史无前例的稳定而快速发展的20年，为21世纪中国法理学的全面腾飞和繁荣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值全国上下庆祝富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之际，我们谨以此文献给广大关心、热爱及投身于法理学事业的人们。

一、法理学的发展历程

新中国成立后，在废除旧法制、创建新法制的过程中，法学理论工作者在继承革命根据地法制建设经验与吸收前苏联国家和法的理论的基础上，开始探索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法律问题，为我国马克思主义法理学的发展初步奠定了基础。但受历史条件的制约，当时的研究工作主要是翻译、介绍前苏联国家和法的理论，阐述、分析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或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论述，独立的法理学学科尚未形成。1957年以后，随着左倾错误思想、法律虚无主义思想的滋长漫延，随着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受到严重破坏，法理学研究也遭到严重干扰和破坏，处于停滞甚至倒退的状态。这一状况直到1978年之后，才得到根本扭转。1978年至1998年，我国法理学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迈出了三大步。

（一）初步发展时期

以1978年真理标准大讨论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和推动力，我国法理学迈开了前进的步伐。1978年开展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冲破了“两个凡是”和个人崇拜的长期禁锢，打破了思想僵化、教条主义的沉重枷锁，推动了全国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解放运动，是20年改革开放历程的思想先导，为包括法理学在内的整个法学开辟了发展的道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现了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变，同时提出了“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方针，开辟了改革开放和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


从1978年至1991年，是我国法理学的初步发展时期。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真理标准大讨论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鼓舞下，法学界也开展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讨论、人治与法治的讨论。通过讨论，重新确定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社会主义法的基本原则，批判了轻视法律、取消法制的法律虚无主义思想，确立了加强法制、依法治国的理论共识。这是法学界的解放思想、拨乱反正运动。此后，法理学界开始全面、深入地批判“左”的路线在法学和法制领域的影响，清算了林彪、“四人帮”破坏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罪行，批驳了在“以阶级斗争为纲”指导下形成的种种错误观点，在许多重大理论问题上纠正了“左”的错误，恢复了马克思主义法学的本来面目。在80年代中期，为了进一步克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正确理解法的本质、起源、发展、消亡、作用等法学基本问题，法理学界掀起了探讨法的概念和本质的热潮。这次讨论深化了对法的概念和本质属性的认识，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法律观，同时也出现了否定马克思主义法学基本原理、宣扬马克思主义法学过时论的自由化思想。党的十三大以后，法理学界围绕十三大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针对前几年资产阶级自由化在法学领域有所抬头的趋势，法理学界开展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消除了自由化思想造成的思想混乱。但另一方面，“左”的思潮又开始蔓延滋长，一些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探讨和提出的新思想、新观点受到错误的批判，学术研究一度出现沉闷的局面。


这一时期是我国马克思主义法理学的奠基与初创时期，研究主题多为法学理论和法制建设的基本问题。这一阶段的主要论题有：法的概念和本质；权利和义务；民主与法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治与法治；法律与政策；法律文化；法律价值；法律规范、法律关系、法律责任、法律意识等法学基本范畴；法学的研究对象、学科体系、方法论及基本方法；法与商品经济、民主政治、精神文明；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法制建设的规律、特点和对策；建国以来法制建设与法学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法律思想。受历史条件与学术水平的限制，这一时期法理学理论著作并不多，而主要是大量编写教科书。为适应教学和科研的需要，各系统、各地区、各院系出版了一系列法理学教科书。教科书的内容构成法理学界研讨的主题，编写教科书成为荟萃和展示研究成果的重要渠道。这一时期还开始介绍西方法理学（法哲学）的学说和思想，并零星翻译了国外的一些法理学著作和论文。

（二）加快发展时期

以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为标志和推动力，我国法理学研究加快了观念变革和理论更新的步伐。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国内发生了严重的政治风波，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在这样的重大历史关头，邓小平同志发表了视察南方的谈话，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理论和路线，深刻回答了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这是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推进到新阶段的又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党的十四大以邓小平南方谈话为指导，作出了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的战略部署，明确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


在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的鼓舞与指引下，法理学界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从“左”的束缚中解脱出来，打破一度沉闷的研究局面，鼓起更大的政治勇气与理论勇气，进一步开拓进取，开辟了法理学研究的又一个新局面。这一时期，法理学界紧紧围绕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时代主题，从法理学自身的变革和创新，到法制观念和法律精神的更新，到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法律体系的建构，都作了深入细致的研究与论证。法的一般原理研究更加深入。学者们纷纷运用新的理论和方法，如市民社会理论，从新的研究视角，如人的本质、社会主义的本质，重新探讨法的起源、本质、特征及社会主义法的本质等法理学基本问题。法学与法制观念的变革与更新步伐进一步加快，提出并探讨了一系列新的法学理论与法制观念，如公私法划分、契约精神、法治经济、人文精神、私法优先、立法平等等。法理学研究视野进一步开阔，领域进一步拓宽。这一时期法理学研究的主题主要有：市场经济与法制建设；法理学的创新与发展；现代法的精神；市场经济法律体系；邓小平民主法制思想；法律发展与法制现代化；法与利益；法的概念与本质；人权与法制；立法等。为了便于直接学习西方法理学著作，大力采撷西方法理学的优秀成果，从这一时期起法学界开始大批量、成系列地翻译西方法理学名著。经过前一段时间的积累，这一阶段出版了一系列法理学学术著作，著作的数量较前一阶段有所增加，质量也有较大幅度的提高。

（三）全面发展时期

以1996年2月江泽民同志在中央举办的法制讲座上的讲话和党的十五大为标志和推动力，我国法理学进一步加快了前进的步伐，迈入了全面发展时期。在邓小平逝世后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在新世纪的脚步声日益逼近，我们怎样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的重要历史时刻，我们党召开了富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十五大，高度肯定了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进一步阐明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纲领，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作了振奋人心的跨世纪战略部署。在法制建设方面，十五大首次明确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确立为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目标和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并对依法治国理论与法制发展战略作了精辟阐述。在此之前，江泽民同志曾在中央举办的一次法制讲座上明确提出了依法治国的方针，为十五大作了理论准备。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理论和方略的确立，不仅为法制建设实践指明了努力的目标和方向，同时也为法学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发展契机与理论兴奋点。两年来，法理学界掀起了探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热潮，并以此为中心对法制建设的各方面问题进行了广泛研究，推动了法理学的全面、深入发展。研究的主题包括：依法治国的基本理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和标准，依法治国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精神文明建设，法治的模式和道路，法制观念更新，立法制度改革，行政执法制度改革，司法制度改革，农村法治建设。可以预见，法治问题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将是法理学的中心主题，并有可能成为凝聚中国法理学各派力量、展示中国法理学独特贡献的一面旗帜。

二、学术热点

二十年来，法理学界召开了多次学术会议，就许多重点和热点的理论问题进行了富有成效的讨论，极大地活跃了学术研究气氛。其中，主要的全国性学术会议有：法理学研究会首届学术年会（1985年，庐山），以法学的概念和法学改革的研讨为主题；法理学研究会1986年年会（重庆），以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和法律化为主题；全国首次法社会学理论研讨会（1987年，北京），以法社会学基本理论建构和专题研讨为主题；法理学研究会1988年年会（珠海），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法制建设为主题；法学基本范畴研讨会（1988年，长春）；法理学研究会1990年年会（合肥），以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为主题；民主、法制、权利、义务研讨会（1990年，大连）；法理学研究会1992年年会（武汉），以人权为主题；法律与社会发展研讨会（1992年，上海）；法理学研究会1993年年会（杭州），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法制建设为主题；市场经济与现代法的精神理论研讨会（1994年，大连）；法理学研究会1994年年会（济南），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法理学的发展为主题；法理学研究会1995年年会（昆明），以走向21世纪的中国法理学为主题；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研讨会（1996年，北京）；依法治国与精神文明建设研讨会（1997年，北京）；法理学研究会1997年年会（北京），以依法治国的理论与实践为主题。在这些研讨会及其他各种形式的学术讨论中，学者们围绕着一些重大的理论与实践主题而展开学术探讨，形成了一些重大的学术热点。

（一）法的本质

法的本质问题是一个随着时代与社会变迁而不断被重新思考与解答的古老话题，是法学理论中的基石性、原点性问题。这个问题涉及如何看待法的概念、法的作用、法的起源、法的更替与继承、法的未来、法的消亡等问题，进而涉及如何看待社会主义法的本质和作用等问题。对法的本质问题的不同回答，历来也是划分不同法学流派的基本标准，也是马克思主义法学与非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分水岭。这一问题是我国法理学界二十年争论最为激烈、意见分歧最大的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的提出与争论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和理论背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唯物史观出发，深刻指出法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而这种意志的内容是由统治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来决定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包含着丰富的思想内容。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们的思想却被简单化、庸俗化，甚至被曲解用来为错误路线和政治斗争服务。特别是60年代以来，随着“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方针的推行，我国法学愈来愈偏离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观点，以至把法的本质仅仅归结为阶级性，并把法的阶级性仅仅理解为阶级斗争、专政、镇压，在实践中造成了极大的危害。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作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这一伟大转折促使法学界重新思考和回答法、特别是社会主义法的本质等一系列相关问题。


1992年之前，关于法的本质的争论主要是围绕着法的阶级性和社会性展开的。争论的问题主要涉及：法是不是阶级社会所特有的现象，怎样理解法的阶级性，法具不具有社会性，如何理解法的社会性，怎样看待法的阶级性与社会性之间的关系，社会主义法是不是统治阶级意志的反映。经过激烈的争论，大多数人认为，法的本质是多层次、多方面的。法的初级本质是统治阶级意志，深层本质是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法除了是阶级统治的手段，具有阶级性外，还是社会管理的手段，具有社会性。法的阶级性有着丰富的内容，它并不限于阶级镇压，而是表明法是由谁定的、反映谁的利益、为谁服务，维护统治阶级赖以存在的统治秩序和经济基础。因而法的阶级性并不排斥法承认其他阶级的一定范围内的暂时利益和局部利益。在剥削阶级消灭以后，阶级斗争不再是社会主要矛盾的情况下，社会主义法的主要职能是调整和处理人民内部各种利益的冲突，保障、组织、促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