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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担保提存于提存标的、目的等多个方面不同于清偿提存，系为保全担保权而对担保财产进行的提存，性质上属消除危险的具体措施。我国法上既存在实然债权的担保提存，也存在或然债权的担保提存。担保提存可源于担保财产的自然或法律属性，又可因担保人、担保权人或第三人的行为引发，不同的担保提存原因对其费用的负担具有决定作用。担保提存请求权性质上属于担保财产的消除危险请求权，其构成不以过错为要件，行使担保提存请求权导致主债权诉讼时效中断。多个担保权并存于一物时，担保提存的实行不受担保权实现顺位的约束。担保提存不导致担保财产所有权的变动，对担保权实行的条件亦不生影响。


一、问题的引入
我国学者一般认为，提存“谓债务人或其他清偿人，将清偿之标的物为债权人提存于提存所也。”[1]此种定义，由清偿目的立论，内涵仅仅包含有清偿提存，系对清偿提存所作的界定，与担保提存无涉，自然不能作为包括清偿提存和担保提存在内的提存之概念。有日本学者认为，“广义的提存，是指将金钱、有价证券及其他财产寄存于作为国家机关的提存部门，再由他人自提存部门领取该财产，进而达到特定目的的制度。此种广义的提存，种类是多样的，包括清偿提存、担保提存、执行提存、保管提存等。”[2]该界定能够满足多种类型的提存的需要，但将提存部门限定为国家机关，与我国实际不符。我国司法部1995年6月2日颁布的《提存公证规则》第2条规定，提存是指“依照法定条件和程序，对债务人或担保人为债权人的利益而交付的债之标的物或担保物（含担保物的替代物）进行寄托、保管，并在条件成就时交付债权人的活动”，较为适合我国国情。从上述规定中可以观察到，提存行为的基本架构为：提存人（债务人或担保人）将提存财产交第三人（提存部门）寄托或保管，条件成就时由该第三人将提存财产交付债权人。另外，依照我国《物权法》相关规定，提存可以由担保权人（如抵押权人，第191条）请求，也可以由担保人（如出质人，第215条第2款）请求，其均得享有担保提存请求权。
我国《民事诉讼法》上亦存在担保提存，该法第93条的规定：“利害关系人因情况紧急，不立即申请财产保全将会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可以在起诉前向人民法院申请采取财产保全措施。申请人应当提供担保，不提供担保的，驳回申请。”立法用语虽为“担保”，但该“担保”不同于《物权法》、《担保法》所言的担保：根据《物权法》等的规定，担保财产要么由担保人占有，如抵押担保，要么由担保权人占有，如质押、留置担保，绝对不会出现由（担保权人和担保人之外的）第三人占有担保财产的情形。因申请财产保全措施而提供的担保，需要担保人将担保财产交付人民法院保全。对照担保提存的基本架构，可知《民事诉讼法》第93条的规定，名为“担保”，实为担保提存。另外，依据该法第252条的规定，“申请有错误的，申请人应当赔偿被申请人因财产保全所遭受的损失。”换言之，只有在保全申请错误给被申请人造成损失的前提下，保全申请人所担保的债权才能成立。故其所担保的债权为或然债权，为担保的新类型；将担保财产交付给法院以担保可能发生的债务，构成了担保提存的新类型。自然产生如下问题：应如何界定担保提存？担保提存具有那些特征？性质若何？担保提存有哪些具体类型？担保提存请求权的性质是什么？担保提存具有怎样的效力？我国法律以较多的条文对担保提存予以规定，（注：1995年6月2日颁布的《提存公证规则》（第2条）提出；同年6月30日颁布的《担保法》（第49条第3款、第69条第2款、第70条、第78条、第80条）、2000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92条）对担保提存也作了规定；2007年颁布实施的《物权法》，又以8个条款（第174条、第191条、第215条、第216条、第225条、第226条第2款、第227条第2款、第228条第2款）的篇幅，对担保提存制度作了较为具体的规定。）显属问题重大，然而学界对此却较少研究。（注：经笔者2010年12月20日于中国知网检索，对担保提存进行专题研究的文献仅有1篇，即张杭明：《担保提存法律问题研究》，载《方经贸》,2007年第7期。）以提存问题研究为主题的硕士学位论文，鲜有涉及担保提存者。（注：2010年7月出版的某民法重点教科书，对此也仅有5行文字，参见魏振瀛：《民法（第4版）》，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5页。）对上述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不失其新颖性和学术价值；科学地阐释担保提存制度，对于丰富和发展提存制度、正确贯彻执行《物权法》等法律，亦具意义。
二、担保提存的基本范畴
理论上如何界定担保提存，颇费思量。一般说来，对于学界业已定论的概念，直接给出即可；而对于担保提存这样学界较少研究的课题，如直接给出，则显突兀。“只有从规整客体的构成事实中分离出若干要素，并将此要素一般化，方可形成概念。”[3]担保提存的构成事实中，哪些是一般化的要素，担保提存的概念，应涵摄其哪些特征，笔者以为：
1、提存对象为担保财产或担保财产的替代物。我国《担保法》规定的担保方式有保证、定金、抵押、质押和留置五种。但限于担保方式的属性或当事人的意思，保证、定金两种担保方式与担保提存无涉。一般情况下，担保提存的对象为担保财产。担保财产的价值可以大于、等于和小于债权人债权的数额，这不同于清偿提存。对于清偿提存，提存财产的价值一般等同于债权人债权的数额，但在部分清偿等情形，提存数额也可小于债务数额；在担保物灭失而又存有责任人的场合，提存财产可以是担保物的保险金、赔偿金或补偿金等替代物。例如，我国《物权法》第174条规定：“担保期间，担保财产毁损、灭失或者被征收等，担保物权人可以就获得的保险金、赔偿金或者补偿金等优先受偿。被担保债权的履行期未届满的，也可以提存该保险金、赔偿金或者补偿金等。”因此，担保提存的提存对象并非债务人的给付物，而是担保人的担保财产或其替代物。（注：本文所说的担保财产，指我国《物权法》规定的可用于抵押、质押或留置的广义的物或其替代物。）
2、担保提存的目的在于保全担保权，而非债的清偿。此为担保提存与清偿提存的重大不同。不论是担保权人请求的提存，还是担保人、人民法院提出的，其目的均在于保全担保权，以便使担保权处于圆满状态。至于是否实行担保权，则需要视债务人是否依债的宗旨履行债务，或是否发生债务而定，因而具有不确定性。比较而言，清偿提存的目的在于消灭提存入的债务。
容易混淆的是质押债权先于其所担保的债权到期的场合。对此，我国法律没有规定，但台湾地区：“民法”第899条第3、4项规定：“给付义务人因故意或重大过失向出质人为给付者，对于质权人不生效力。前项情形，质权人得请求出质人交付其给付物或提存其给付之金钱。”此时消灭的是担保人的债务人之债务，担保人和担保权人之间，也仅产生保全担保权的效力，并不能使担保权人和担保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消灭。值得注意的是，依据我国《物权法》第215条第2款“质权人的行为可能使质押财产毁损、灭失的，出质人可以要求质权人将质押财产提存，或者要求提前清偿债务并返还质押财产”之规定，出质人有权请求质权人将质押财产予以提存。尽管提存请求权系基于出质人的所有权，而非基于质权人的担保权，但因客观上质权人的质权得以保全，故与担保提存目的不悖。
3、发生的原因可以基于担保财产的属性，也可以基于担保人、担保权人或第三人的行为。担保财产的属性包括自然属性和法律属性，不论是由于担保财产易腐等自然属性，还是债权作为担保财产时（如债权质押）需要清偿之法律属性，均可导致担保提存。人的行为亦可引起担保提存，行为人既可以是担保人，也可以是担保权人，还可以是第三人。（1）担保人的原因。根据《物权法》第191条第1款的规定，抵押期间抵押人经抵押权人同意而转让抵押物，转让所得价款可以提存。这时引发担保提存的原因为担保人的转让行为；（2）担保权人的原因。根据《物权法》第215条第2款之规定，如质权人的行为可能使质押财产毁损、灭失的，出质人得请求提存。这时担保提存的原因在于担保权人的行为；（3）因第三人的原因。根据《物权法》第174条的规定，如因担保财产毁损、灭失或者被征收而获得保险金、赔偿金或者补偿金的，可以将该保险金、赔偿金或者补偿金提存，担保提存的原因在于第三人。比较而言，清偿提存的原因具有单一性，依据我国《合同法》第101条的规定，其原因有：债权人无正当理由拒绝受领、债权人下落不明、债权人死亡未确定继承人、债权人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未确定监护人几种具体情形和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但究其原因，均在债权人一方。
4、担保权人并非当然享有提存财产或其价值的支配权。只有在担保权人实行其担保权时，才有权支配提存财产或其价值。担保提存并非担保权的实行，担保权人不能当然地以担保财产的价值，满足其债权。而担保权人是否可实行其担保权，即使担保财产提存后，也并不能确定。依照我国《物权法》第195条、第219条、第236条的相关规定，只有当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当事人约定实现抵押权、质权的情形时，或者在财产被留置后、约定或法定的债务履行期间届满债务人仍不履行债务时，担保权人方可实行其担保权，表现为以提存财产或其价值满足其债权。如果债务人已经依法履行了债务，因担保权人的担保权消灭，其不得支配提存财产。但在清偿提存，债权人对于提存财产确定无疑地享有受领权和支配权。
对于担保提存的性质，认为其属于“消除担保权所面临的危险、从而保全债权人之担保权的具体措施”为妥。《物权法》第35条规定：“妨害物权或者可能妨害物权的，权利人可以请求排除妨害或者消除危险。”解释上，此处物权应包括担保物权在内。担保物权消除危险之权能，为担保物权效力的体现。担保提存将担保财产或其替代物交第三人保管，应认为担保财产的法律安全得到了保障，从而使得危险得以消除。因此，将担保提存定性为消除危险的保全方法，具有理论依据。另外，此种认识还有利于构建担保提存法律规范体系：《物权法》第35条规定的“消除危险”之物权保护方法，为担保提存总括的规范依据；第174条等关于提存的规定，则构成了担保提存法律规范体系的具体内容。
综上所述，笔者将担保提存界定为：“为消除担保财产面临的因担保财产自身属性或者因担保人、担保权人以及第三人的行为导致的危险，保全担保权，将担保财产或其替代物予以提存，并于条件成就时，担保权人可就提存财产实行其担保权的行为。”有权提出担保提存请求的人为担保提存请求权人，相对人为提存人。在担保财产所担保的债务为或然债务时，担保提存请求权依法由法院行使。
三、担保提存的类型化
类型化既是梳理和全面把握研究对象的重要工具，又是表征研究程度的深度计。“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民法学研究类型化的程度，其实就对应着这个国家或地区对于民法问题进行讨论深入的程度。”[4]担保提存类型化如下：
（一）实然债权的担保提存和或然债权的担保提存
实然债务的担保提存，是指对担保确定债务的财产所进行的担保提存，是我国《物权法》、《担保法》上规定的即属于这种提存。例如，《物权法》第191条规定：“抵押期间，抵押人经抵押权人同意转让抵押财产的，应当将转让所得的价款向抵押权人提前清偿债务或者提存。转让的价款超过债权数额的部分归抵押人所有，不足部分由债务人清偿。”据此，尽管所担保的债权之履行期尚未届满，有多大部分担保物转让所得价款提存尚不能确定，但担保提存财产（价款）所担保的债权业已成立、确定。
或然债务的担保提存，是指对担保不确定债务的财产所进行的担保提存。或然债务，指的是那些具有不确定性的债务。前已述及，根据《民事诉讼法》第93条之规定，因情况紧急，利害关系人在诉前可以请求财产保全，但应提供担保，申请保全错误时，应当赔偿被申请人的损失，故其提供的担保属于对或然债务的担保，而将该担保财产提交给法院，则构成了或然债务的担保提存。事实上，《民事诉讼法》第92条第2款亦属于或然债务的担保提存。易生疑问的是，该法第95条、第251条规定的“采取财产保全措施或裁定准许财产保全的”，被申请人提供的“担保”，究竟属于担保还是担保提存？是确定债务还是或然债务？笔者认为，被申请人将担保财产交付给法院而非申请人，自然不属于担保而属于担保提存；鉴于案件尚未审结，被申请人是否负有债务并不能确定，故属于担保或然债务的担保提存。因此，《民事诉讼法》第92条2款、第93条、第95条和第251条，均为或然债务的担保提存。
区分实然债务的担保提存和或然债务的担保提存，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理论上的意义在于，“为或然债务而进行的担保”本身为法律上的发现，可消除理论误区，丰富和发展担保的类型，并催生出“为或然债务的担保提存”之提存类型；还可以认识到，在我国大陆地区，除公证机关外，人民法院依法亦得作为法定提存机关。实践上的意义在于，进行担保提存，在确定提存财产的数额时，实然债务提存的担保财产数额可以由当事人双方约定，一般以债务数额为限；（注：参见《物权法》第191条。）而在或然债务的担保提存，担保提存财产的数额，则由人民法院依照具体案情裁定，可能出现大于担保债务数额的情形。再者，或然债务的担保提存请求，只能由第三人提出。
（二）因担保财产属性的担保提存和因人的行为的担保提存
以担保提存产生的原因是基于担保物的属性还是基于人的行为为标准，可将担保提存分为因担保物属性导致的担保提存和因人的行为引发的担保提存。
因担保财产属性的提存，是指由于担保财产的属性引发的担保提存。鉴于担保财产具有自然属性和法律属性，因而对这一类型可作进一步细分。基于担保财产的自然属性，需要将担保财产拍卖后的价款予以提存的，谓之基于担保财产自然属性的担保提存；基于担保财产的法律属性，需要将第三人的给付予以提存的，谓之基于担保财产法律属性的担保提存。前者如以水产品、农产品作为担保财产的情形；后者如以债权质押担保，被质押的债权先于被担保的债权到期，则基于担保财产的法律属性，应将第三人的给付予以提存。
因人的行为导致的提存，是指由于当事人或第三人的行为而引发的提存。如抵押期间抵押人经抵押权人同意，转让抵押物而债务人又拒绝提前清偿债务的，则可以引发提存。可以导致担保提存的行为人不限于担保人，担保权人、第三人的行为也可以引发担保提存。
区分因担保物的属性引发的担保提存和基于人的行为引发的担保提存，实益在于：因担保财产的属性导致的担保提存，提存费用由担保财产的所有人承担；因人的行为引发担保提存，则担保提存费用由行为人承担。这对债权质押情形，尤其具有指导意义。因质押债权的清偿期先于其所担保的债权到期的，因债之清偿为担保财产（债权）的法律属性，提存费用自然应由担保人亦即用于质押的债权的债权人承担。
（三）因担保人产生担保提存、因担保权人产生担保提存和因第三人产生的担保提存
依照担保提存因何者的行为而引起，可以将担保提存划分为因担保人的原因产生担保提存、因担保权人的原因而产生担保提存和因第三人而产生的担保提存。因担保人的行为引发的担保提存，如前述抵押期间抵押人经抵押权人同意转让抵押财产而又拒绝提前清偿债务者。因担保权人的原因引发的担保提存，如质押期间，由于质权人的行为，可能导致质押财产毁损、灭失的，出质人可以请求提存担保财产。因第三人的行为导致的担保提存，则可以发生在担保期间担保财产被第三人损毁、被国家征收等较为广泛的情形，此时的保险金、赔偿金或补偿金可予以提存，即为因第三人的行为引发的提存。
上述区分的实益在于：具体确定担保提存费用由何者承担。因担保人的行为引发的担保费用，由担保人负担；因担保权人引发的担保提存，在扣除正常的保管费用后多出的部分，由担保权人负担；（注：最高人民法院《担保法解释》第92条有不同规定，也有学者认为，此时提存费用应由质权人负担。笔者认为，这种主张并不严谨。出质人虽负有妥善保管质物的义务，但保管费用由出质人负担，此为学界共识。在因质权人的行为可能引起质物毁损、灭失等情况下而将质物提存，质权人应负担的是提存费用扣除正常的保管费用后的部分，而非提存费用的全部。）因第三人行为引发的担保提存，如毁损、征收担保物等，则应由第三人负担。
四、担保提存请求权
提存担保财产可以通过协商进行，也可以通过行使担保提存请求权进行，担保提存请求权是担保提存的工具性权利。鉴于法律侧重于保护权利和权利人，故对“通过行使担保提存请求权而实行担保提存”的研究，更具普遍意义。因此，针对担保提存请求权的性质、主体、构成要件以及行使该项权利对主债权诉讼时效产生怎样的影响等问题，应当加以探讨。
（一）担保提存请求权的性质和主体
所谓担保提存请求权，是指担保权人或担保人享有的、依法请求相对人将担保财产或其替代物予以提存的权利。担保提存请求权性质上属于担保财产的保全请求权。请求权有债权性和物权性之分。基于债权而生的请求权为债权请求权，基于物权而生的请求权为物权请求权。基于担保物权而生的请求权，属于绝对权请求权，可以对任何特定的相对人主张。担保提存请求权人既可以是担保权人，也可以是担保人。但担保提存相对人是否限于担保人和担保权人，是否包括特定的第三人？现以债权质押为对象展开考察。
债权质押的情形，质押之债权的债务人，是否为担保提存请求权相对人，易生疑问。关键问题在于如何平衡质押债权之债务人和质权人之间的利益。对此，《物权法》、《担保法》均无明文规定。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905条规定：“为质权标的物之债权，以金钱为给付内容，而其清偿期先于其所担保债权之清偿期者，质权人得请求债务人提存之，并对提存物行使其质权。为质权标的物之债权，以金钱为给付内容，而其清偿期后于其所担保债权之清偿期者，质权人于其清偿期届至时，得就担保之债权额，为给付之请求。”根据这一规定，在金钱债权质押情形，质押债权之债务人确定无疑地为担保提存请求权相对人。作为担保物权的债权质权，属于绝对权，当债务人向其债权人亦即担保人清偿时，则担保权人的担保物权面临危险或有危险之虞，担保权人自然有权请求消除危险，而担保提存是消除危险的可行措施。当然，担保提存后，用于担保的债权之债务人所负担的债务消灭，但担保权人的担保权得以保全。同时，由担保财产的法律属性所决定，担保提存费用应由担保人负担，并不加重债务人的负担。因此，可以平衡提存债权之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利益关系。
明确债权质押时质押债权之债务人的提存请求权相对人地位，具有十分重要的实际意义。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905条的规定，值得借鉴，可于相关司法解释中先行规定。相应地，《物权法》第174条规定的保险金、赔偿金和补偿金，为担保人的金钱债权，与债权质押债权先于担保债权到期类似，本着同一事项作相同处理的法律原则，应可类推适用。
（二）担保提存请求权的构成要件
1、担保法律关系的存在，并且担保权可得行使。所谓担保制度，是指“以债务人或第三人的特定财产或者以一般人的一般财产（包括信用）作为债权的担保，以保障特定的债权得以实现”[5]的法律制度。担保法律关系的存在，是担保权存在的必要前提，只有存在担保物权，才可能产生担保提存请求权。如果担保权消灭，则不能产生担保提存请求权。
在担保物权存在，但“不予保护”的场合，担保提存请求权处于何种状态？《物权法》第202条规定：“抵押权人应当在主债权诉讼时效期间行使抵押权；未行使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依学者见解，虽然抵押权所担保的债权罹于时效，但抵押权并不因此消灭。上述关于抵押权的规定，可以类推适用于质押和留置情形。[6]这一观点，深值赞成。问题在于，这时的担保提存请求权是否还存在？处于何种状态？笔者认为，这时的担保提存请求权同样处于“不予保护”状态。这是因为对于抵押权，人民法院已不予保护，而担保提存请求权正是抵押权保护的方法。既然抵押权已不予保护，抵押提存请求权更没有给予保护的必要。
2、担保权受有妨害之虞。根据《物权法》第35条的规定，当物权面临妨害可能时，权利人有权请求消除危险，而不论妨害人是否有过错。我国《侵权责任法》第15条亦将消除危险作为承担侵权责任的一种方式，但消除危险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并不包含过错。[7]因此，消除危险之民事责任的承担，以物权受有妨害之虞为已足，并不要求危险引发人具有过错。对于是否确实属于妨害之虞有争议时，应由法院依社会一般观念加以判断。
（三）行使担保提存请求权对主债权诉讼时效的中断效力
一般说来，主债权诉讼时效开始计算后，实行担保权的条件业已具备。但不排除因担保权人不愿立即采取折价、拍卖或变卖担保物等激烈手段以满足债权等情形。这样就存在着可以行使担保权而不行使、转而主张担保提存请求权的场合，故探讨行使担保提存请求权可否引起主债权时效中断问题，具有实益。
行使担保提存请求权，将担保财产提存，是否构成所担保的债权之诉讼时效中断？笔者认为，以认定中断为宜。在担保权人行使时，鉴于担保权人的最终目的在于更好地使其债权得以实现，具有主张权利的意思。根据《民法通则》第140条的规定，主债权诉讼时效应当中断；在担保人行使担保提存请求权的场合，鉴于其已间接但明确地承认了其债务，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6条和《民法通则》第140条的规定，应认定诉讼时效中断。总之，不论担保权人行使担保权请求权，还是担保人行使担保权，主债权的诉讼时效均发生中断，诉讼时效期间另行起算。
五、担保提存的实行及其法律效力
担保提存的实行，既可以通过诉讼的方式进行，也可以在诉讼外进行。在一个担保财产上仅存在一个担保权时，实行起来比较简单，无需多虑。但在一个担保财产上存在多个担保权时，问题有可能变得较为复杂，需要讨论。担保提存产生怎样的效力，亦需要加以分析。
（一）一个担保物上有数个担保权时担保提存的实行
一个担保物上同时存在若干个担保物权并不鲜见。这种情况下实行担保提存，是否应受原有顺位的约束？换言之，如顺位在先者不实行担保提存，顺位在后者可否实行？应如何协调他们之间的关系？担保提存的实行，并不需要遵守原有的顺位。担保提存性质上属于排除担保财产面临的危险，享有担保物权的全部担保权人，均得享有担保提存请求权。担保提存的实行，并不改变担保财产上存在的多个担保权原有的实现顺位。顺位的改变，只能在不妨碍其他担保权人利益的前提下，由相关当事人协商决定。再者，担保提存的实行，并不必然导致担保权的实行。因此，在一个担保物上同时存在多个担保权时，担保提存的实行，并不需要遵守原有的顺位。即使顺位在先的担保权人不主张担保提存请求权，顺位在后的担保权人亦可主张，并应得到支持。
如何协调多个担保权人之间的关系？笔者认为，实行担保提存的担保权人和担保人，尤其是担保人依照诚实信用原则，有义务通知其他担保权人。诚实信用原则是民法上重要的基本原则，对于担保提存行为也应适用。实行担保提存的担保权人，应向其知悉的其他担保权人就担保提存行为进行通知，担保人则应向除实行担保提存的担保权人之外的所有担保权人进行通知，从而较好地协调他们之间的利益关系。
（二）担保提存的效力
1、实行担保提存，担保财产所有权不发生转移。不论是第三人提供的担保，还是债务人提供的担保，担保提存均不导致担保财产所有权的转移，担保提存后担保财产的所有权仍然属于担保人。这是担保提存与清偿提存在效力上的重大区别。在清偿提存，尽管“提存人将给付物提存后，其物之所有权何时移转于债权人，颇成问题”，[8]但有问题的仅为何时转移，发生所有权转移并无疑问，《合同法》第103条的规定即为明证。而在担保提存，鉴于担保提存的担保权保全性质，提存并不导致提存财产所有权上的任何变化。即使在担保权人行使担保权时，如担保权人和担保人之间缺乏债权履行期届至后达成的折价协议，担保财产的所有权仍然不能归担保权人所有。存有折价协议的情形，虽然可以发生所有权变动，但其原因为协议而非担保提存。
2、提存财产的孳息仍然归属于担保人。担保提存后，担保财产的孳息仍然归属于担保人所有，这是由担保提存之财产所有权不发生变动所决定的。但因担保财产已由提存机关占有，故孳息的收取权归属于提存机关，从而发生孳息收取权和所有权的分离。孳息的收取与其归属发生分离，在担保中较为常见，如《物权法》第213条第1款规定：“质权人有权收取质押财产的孳息，但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再如，该法第235条第1款规定：“留置权人有权收取留置财产的孳息。”值得注意的是，孳息收取权虽然归属于提存部门，但孽息收取的费用，应首先由孳息中支付。
论监所适度开放
高一飞 廖勋桥**
原载《南京大学法律评论》2011年秋季卷（总第36期），第233—256页。引用时请注明出处。
要深化监所警务公开，进一步提高公安监管工作的透明度，不断扩大公众对公安监管工作的知情权和监督权。要积极、稳妥地推出一批监管场所向社会开放。
----引自《公安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公安监管工作的意见》

内容摘要：监所适度开放是政府信息公开的一部分，是公众知情权的要求，有利于保护被羁押者人权、有利于对监狱进行有效治理、加强人民对监狱执法的监督。我国监所开放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应当适当界定监所开放的范围，完善巡视员巡视制度、媒体采访制度、亲属探访制度、公众参观制度等监所开放的具体措施。
关键词：监所开放、巡视制度、媒体采访 亲属探视 公众参观

高墙、铁网、戒备森严，这是监狱和看守所给人们的普遍印象。封闭不仅仅让普通民众无从了解监管场所，更是造成公民权利监督和社会监督的缺失，滋生各种侵犯人权的现象。为保护被监管人员这一特殊群体的合法权利，国家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同步录像、监所检察等，但这些措施始终没有彻底改变监狱和看守所封闭的事实。
尽管实践中我国一些监狱和看守所有过开放的做法，但我国目前并不存在监所开放制度，立法上也没有对其做出过规定。而且，实践中监所采取的一些开放性措施离真正的监所开放制度差距还很大。监所开放不应当是监所应对社会压力或宣传自己形象的一种应急性措施，而应当真正成为制约与监督监管权力、规范监所执法行为、保护被监管人员权利的一项根本性制度。这正是本文要研究的监所开放制度。
监所开放是监狱和看守所对社会、对公众的开放，是场所的开放，也是信息的公开。从国外来看，国际规则中有许多关于监所开放的规定。世界各国尽管监管模式不尽相同，但都非常重视监所开放的作用，开放是这些国家监管场所的基本做法。这些国家形成了许多行之有效的监所开放的做法，值得我国学习与借鉴。比如英国的独立羁押场所巡视制度，实现了对监管场所的完全覆盖。
本文将论述我国监所开放的必要性，梳理我国监所开放的现状，提出构建我国监所开放制度，以期为我国监所的法治化进程提供参考。
一、为什么监所应当适度开放
监，是和狱字相同，指关押已决罪犯的场所；所，是看守所，是羁押未决犯 的场所。监所构成一个复合词，在古典书籍中尚未发现，它是随着中国监狱制度的改革和演变在近代才出现的和形成的。古时候，不论中国或者外国，也不论是什么性质的社会制度，凡是拘束、限制人身自由的关押、监禁或者强制劳动的场所，通称为牢房和监狱。18世纪中期，西方一些国家受资产阶级人权运动的影响，为维护未决犯在法律上的地位与权利，对监狱制度进行了改良，刑事犯中的已决犯与未决犯实行分别监禁，从而使监狱划分为已决监和未决监，形成近代意义上的看守所。西方国家由“人权运动”推动监狱制度改良的潮流，在清末影响到我国。1906年清廷效仿西方国家的做法，也将监狱划分为未决监和已决监，分别关押未决犯和已决犯，明确未决监称看守所，已决监称监狱。之后，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均承袭下来。监狱、看守所或者简称为监所被广泛使用。北洋政府司法部于1919年公布的《监所职员奖惩暂行章程》，是较早使用监所这一名词的法律文件；国民党政府的有关法律文件，使用监所名词则屡见不鲜。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创建的革命根据地，比较普遍地把监狱和看守所统称为监所，用于立法文件以及边区政府工作报告中。新中国成立后，监所作为一个法律专有名词仍被广泛使用。 因此，本文所指的监所是狭义的监所，即监狱和看守所这两类监管场所的统称。
监所适度开放指的是监狱和看守所按照一定的程序向社会公众开放场所并公开信息，接受社会独立巡视员的巡视、检查和监督，接受民众的参观与探访，接受媒体的采访。
由于历史和传统认识的局限性，我国监所相对都比较封闭，尽管一些监所有过开放的尝试，但规范意义和制度化的监所开放制度在我国还没有形成。从理论上来看，我国学者对监所开放的研究也不多，而且大多集中在对巡视员巡视制度的研究，对公众参观、亲属探访、媒体采访等其他监所开放形式较少涉及。从国外的状况来看，对外开放是一些国家监管场所的基本做法，规定了被监管人员有同外界接触的权利和接受外界访问的权利，这也是保护被监管人员权利的一种有效手段。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实行监管场所透明化制度的国家。最为古老的一项类似制度是1877 年英国监狱法规定的监狱巡视机制，在该项制度中确立了独立检查和面见被关押者的原则。2002年，英国通过了《警察改革法令》，羁押场所独立巡视制度正式上升为法律。目前，这种羁押场所独立巡视制度已经扩大到了英国的监狱、精神病院、移民归化场所、少年犯管教所等，可以说实现了对羁押场所的完全覆盖。我国香港也有类似的制度，称之为太平绅士制度。太平绅士由行政长官委任，他们的一项主要职能是突击巡视各类院所，包括监狱、羁留中心、医院、羁留院及感化院等。他们定期探访监狱，巡察有关设施和服务，并会亲自接受和审研囚犯的投诉。目前香港有326位官守太平绅士及964位非官守太平绅士。 瑞典的监所开放程度也较高，采取多种措施向社会开放，被称为“温和的瑞典模式”。
联合国文件虽然没有确立系统的监所开放制度，但是规定了许多这方面的内容。《保护所有遭受任何形式拘留或监禁的人的原则》第19条规定：“除需遵守法律或合法条例具体规定的合理条件和限制外，被拘留人和被监禁人应有权接受特别是其家属的探访，并与家属通信，同时应获得充分机会同外界联络。”第29条规定：“为了遵守有关法律和规定的遵守，应由直接负责管理拘留或监禁的机关之外的主管当局所指派并向其负责的合格而有经验的人员定期视察拘留处所。”“只要不违反为确保这种处所的安全和良好秩序而定的合理条件，被拘留人或被监禁人应有权同按照第1段视察拘留或监禁处所的人进行自由和完全保密的谈话。” 2002 年12月18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的任择议定书(以下简称《议定书》），《议定书》第1条明确规定：“建立一个由独立国际机构和国家机构对存在被剥夺自由者的地点进行定期查访的制度，以防范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 此外，联合国在《所有遭受任何形式拘留或监禁的人的人权问题》的文件中指出：由于信息发挥的基本社会和政治作用，人人接受信息和各种观念的权利也必须得到适当的保护。这一权利不单单是信息传递的一方面，而其本身就即一种独立的自由。尊重公共团体、民族团体和社会团体以及个人获得信息和积极参与传播信息的权利。
我国在羁押场所开放问题上无论从政策层面还是从实践层面都取得了相当的成近几年来就，我国的羁押场所开放机制正在有序形成。如《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在“被羁押者权利”部分提出：“完善监管执法公开制度，将被羁押者权利以及监所有关执法标准、程序向被羁押者、家属及社会公开，通过举报箱、举报电话、监所领导接待日、聘请执法监督员等方式，对监所执法活动进行有效监督。” 公安部在《公安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公安监管工作的意见》中提出：“要深化监所警务公开，进一步提高公安监管工作的透明度，不断扩大公众对公安监管工作的知情权和监督权。要经常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执法监督员和人民群众代表到监所检查指导，听取意见、建议，不断改进工作。要积极、稳妥地推出一批监管场所向社会开放，争取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对公安监管工作的了解、理解和支持。”公安部监所管理局于2009年6月召开了全国看守所对社会开放工作会议，推出了北京市西城区看守所等10个看守所作为首批对社会开放的看守所。2010年11月，浙江省10余家看守所首次集中对社会开放，被监管人员亲属进入看守所参观并与被监管人员见面。2010年1月，公安部监所管理局发布了《关于印发看守所对社会开放试点工作经验材料的通知》，北京西城区看守所、宁波镇海区看守所等四家看守所经验在全国推广。2月，公安部监所管理局发布《关于公安机关强制隔离戒毒所开展向社会开放活动的通知》，4月发布《关于全面推开看守所对社会开放工作的通知》，5月发布《关于全面深化拘留所收容教育所对社会开放工作的通知》，全面推进各类公安监管场所对社会开放。截止到2010年1月，公安部分两批共确立150个看守所对社会开放。
（一）公民知情权与政府信息公开义务
监所开放，其理论基础是政府履行信息公开义务，保障公民的知情权。“知情权”即“知的权利（right to know）”，其基本含义是公民有权知道他应该知道的事情，国家应最大限度地确认和保障公民知悉、获取信息、尤其是政务信息的权利。 知情权是公民诸多基本权利的基础和核心，世界上许多国家都通过各种不同的形式将知情权作为公民的基本人权加以确认。这种独立的价值和意义在《关于推进知情权的亚特兰大宣言与行动计划》（以下简称《亚特兰大知情权宣言》）中表述为：“知情权是人类尊严、平等，和公正的和平之基础。”“是公民参与、良好治理、行政效率、问责制和打击腐败、新闻媒体和新闻调查、人类发展、社会包容及实现其他社会经济和公民政治权利的基础。” 笔者认为，我国《宪法》虽然没有明文规定公民的知情权，但间接确认了公民的知情权，理由如下：一是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了我国公民有参政、议政管理国家事务，监督、批评、建议以及申诉、控告、检举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权利，而人民行使这一系列权利的基本前提是享有知情权；二是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公民有言论自由权，而根据国际规则，完整的“言论自由”的内容，包括知情权和表达权。因此，知情权是我国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
公民的知情权是政府信息公开的理论基础，政府信息公开是公民知情权的内在要求。公共信息是公众的共同财产，只有掌握巨大信息量的国家机关主动或被动地公开这些信息，公众的知情权才有可能实现。在这种意义上，政府公开化程度决定了知情权的实现程度。因此，政府信息公开已经成为现代国家建设民主法治社会的必然要求与结果。到2002年，世界上已经有近50个国家建立了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我国虽然没有信息公开法，但2007年1月17日国务院通过，自2008年5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是我国第一个关于政府信息公开的行政法规，《条例》的实施使我国保障公民个人和组织的知情权、规范政府行政信息公开行为、监督政府机关严格依法行政有了全国性的较高位阶的法律依据。从世界各国的立法与司法实践来看，最常见的政府信息公开的方式主要有政府公报、政府网站等形式。但近年来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机构（场所）开放的重要性，因为开放政府机构，让社会公众、媒体走进政府机构的场所获取信息、了解情况、进行监督，这是政府信息最直接的公开方式，也是公民行使知情权最有效的方式。
《亚特兰大知情权宣言》规定“知情权适用于政府所有分支（包括执法、司法和立法部门，以及自治机构），所有层级（联邦、中央、区域和地方），以及上述国际组织的所有下属机构”。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明确规定了行政机关的信息公开义务，无论是主管看守所的公安机关还是主管监狱的司法行政机关都属于“行政机关”的范畴，当然是政府信息公开的主体，实现监所的开放是监所履行政府信息公开义务的基本要求。
在美国，公共机构场所开放被认为是政府信息公开义务和人民知情权的一部分。美国最高法院在1978年审理了“霍钦斯诉KQED电视台案”（Houchins v．KQED, Inc.） 。旧金山的一家电视台当时正在追踪报道发生在看守所的一起自杀案，希望能进人看守所进行全面报道并拍摄监狱画面。但是治安官拒绝新闻摄制组进人。之后不久，治安官宣布，媒体可以参加每月一次的看守所巡视，KQED电视台的一名记者作为第一组进入了看守所。但是，这次巡视不包括看守所的重要场所，巡视组成员不许携带照相机或者摄像机，也不准看望和与被关押人员交谈。KQED电视台提起了诉讼，它诉称，治安官拒绝媒体更有效地近用看守所侵犯了自己的宪法《第一修正案》权利。美国最高法院判决，此案根本不适用宪法《第一修正案》权利。首席大法官伯格在多数派判决意见中承认，看守所和监狱的状况是具有重大公共价值的问题，媒体作为“公众的耳目”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他写道，媒体可以通过其他许多渠道了解看守所的情况，宪法《第一修正案》并未向公众和媒体提供一种（携带或不携带照相机）进人上述场所采集信息的权利。虽然媒体近用不是一项宪法权利，但是州法律或是监狱管理制度可能允许媒体采访被关押者。然而，这些政策一般是非常有限的。例如，它们可能限制一名被关押者接受采访的次数；只允许特定种类的被关押人员接受采访；要求采访请求事先获得批准，或者禁止照相机与摄像机进人。
（二）司法公正与被羁押者人权保护
公平正义是司法活动的最高价值之一。监狱和看守所属于司法行政机关，承担着重要的刑事诉讼职能。2007年《人民日报》发表的中央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文章《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司法制度的成功实践》，将狱务公开与审判分开、检务公开、警务(侦查)公开并列为司法公开制度。 监所的开放无疑将从“量”和“质”上进一步提升警务公开和狱务公开的“广度”和“深度”，推动司法公开在侦查、未决羁押、刑罚执行等方面的进程。监所开放对促进司法公正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以司法公开促进司法公正。法治社会追求程序公正基础之上的实体公正，将司法程序、司法信息向公众公开，向传播信息的新闻媒体公开，是实现程序公正的基本条件。二是树立司法权威，促进司法公正。近年来，监所发生的一系列侵害被监管人员权益的事件严重损害了司法行政机关的形象，加深了民众对司法行政工作的不信任。为了消除民众对司法公正性的质疑，增强司法行政机关的权威性，就必须规范包括侦查和刑罚执行在内的司法行政行为，避免侵害被监管人员合法权益事件的发生。监所开放的作用正在于通过这种刑事诉讼程序外的监督，规范监所的执法行为，展现监所科学、文明管理和尊重、保护人权的形象，树立司法行政机关的权威。
人权保护是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之一。温斯顿•丘吉尔曾明确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原则，即国家的文明程度可以根据其监狱的状况来判断。该原则并且可以合理地扩展至包括拘留和询问被逮捕者的警察所所在地。 一个国家人权保护的水平，不仅在于这个国家如何对待正常人，更重要的是如何对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罪犯，而且由于这部分特殊公民被限制或者剥夺了人身自由，处在被动、弱势的地位，其合法权益更容易受到侵犯，因此这些公民更加需要特殊保护。在这种人权理念的影响下，监所执法理应越来越体现出谦抑、宽和、人道的精神，监管工作的社会化、人道化和文明化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监所改革的一种潮流，监所开放制度正适应这样一种潮流。监所开放制度对被监管人员人权的保护主要通过以下方式实现：一是遏制酷刑及其他违法行为。遏制酷刑是保护被监管人员人权保护的重点和难点，也是当今国际人权标准的重要要求。联合国起草并于2006年6月生效的《反酷刑公约议定书》中明确要求在国际、国内建立独立的酷刑防范监控机构。这项独立的酷刑防控机制就是要将限制或剥夺人身自由的监管场所向社会开放，通过独立人士或公民的参与，使得本国反酷刑状况能够在公开的社会环境中接受公众的质询、外界的监督，通过公众的探访向社会传达一种权力接受监督、酷刑受到限制的积极信号，增强公众以及国际社会对本国反酷刑实践的了解与接受程度。尽管我国还没有签署这一议定书，但是目前遏制酷刑的实践需求无疑将促使我国进一步考虑建立这种对监管场所的独立探访制度，监所开放制度的运行可以为我国将来签署该议定书提供借鉴和参考，为我国履行反酷刑的国际义务提供便利。 二是了解监管场所的人权状况。监管场所开放制度的意义不仅仅在于遏制酷刑，更在于使公众对监管场所的人权状况有一个直观、真实的了解，督促监所规范自己的执法行为，切实维护和保障被监管人员的合法权利。
（三）监所治理与对犯罪的一般预防
为保证未决羁押、刑罚执行和监管活动的严格依法进行，切实维护被监管人员的合法权益，检察机关对监管场所进行派驻检察与专项活动相结合的法律监督，但监管机关的违法情况仍然比较严重，具体情况见下表：
全国检察机关纠正监管机关违法情况统计表 （单位：人次）
超期羁押 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 其他监管活动
2007年 85 13275 29631
2008年 181 4990 11660
2009年 337 9883 22268
2010年 525 10813 不详
导致监所问题频出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监管场所的封闭性。从内部来看：外界信息交流的匮乏让监所很难清醒地认识自己，缺少比较，人权观念、权利意识很难在监管场所扎根，执法观念与执法水平无法得到及时的更新与提高；从外部来看，封闭导致外部关注不够、制约与监督缺失，监所腐败很难得到有效的治理，法治化进程缺少必要的外在压力。监所开放对治理监所腐败，推进监所法治化进程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增进监管工作的透明度。“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监所开放能最大限度提高监管工作的公开化与透明化水平；二是树立监管工作的良好形象。监所的封闭导致民众对监管工作不了解，甚至产生偏见和误解，监管工作成绩被缩小，问题被放大，社会和媒体得不到正面、真实的信息，也容易对监管工作产生猜测、质疑，这大大损害了监管机关的整体形象，监所开放能有效增进社会各界对监管工作的了解，展示监管工作的成果与监管民警的良好形象，取得社会各界对监管工作的理解和支持。
此外，监所开放是预防犯罪的重要方式。刑罚的目的在于报应和预防的统一，其中预防犯罪又是刑罚的主要目的。通过对罪犯适用刑罚、惩罚与改造犯罪分子，遏制、预防犯罪人不再重新犯罪，又威慑、遏制未然的犯罪，防止社会上潜在的犯罪分子犯罪，达到特殊预防和一般预防的统一。监所开放让监所可成为法律宣传基地、警示教育基地，民众走进未决羁押场所、刑罚执行场所，看到司法程序在打击犯罪方面的重要作用，看到人因为犯罪而被限制或剥夺自由的痛苦，看到国家在打击犯罪上的不遗余力，这使民众在潜移默化间接受了法制、警示教育，客观上起到了预防犯罪的作用。因此，当前许多国家将打击和惩治犯罪的司法程序和司法机构向社会公众开放，向媒体开放，使之成为预防犯罪的重要方式。
（四）权力制约与对执法的民主监督
作为一项与刑事诉讼程序紧密相连而又不依赖于刑事诉讼程序的制度，监所开放打破了传统依靠国家权力制约国家权力的监督模式，引入权利对权力的监督。我国对监所的传统监督模式是监所检察制度，包括以下内容：一是日常性监督工作主要采取派驻检察的方式，即在监狱、看守所设立监所检察室或者监所检察院，对监管场所的执法活动进行现场直接的监督。二是适时开展专项检察活动，集中时间、集中力量对监管场所的执法活动进行专项检察监督。三是对侵害被监管人员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的违法行为负责查办并追究其刑事责任。这种传统的法律监督模式最大缺陷在于： 由于公、检两家有亲缘关系，检察室的工作人员在看守所工作，势必要受到一种“人际暗示”，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同化，从而不同程度地放弃了其监督职能，有的甚至成为同谋。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执法行为的公正性就难以保障。 监所开放制度引入公民权利对监管权力的监督，是对检察监督的一种有益补充。监所对社会开放，能更好地让民众行使管理国家事务，监督、批评、建议以及检举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权利，这不仅仅是对监管权力的一种制约，也是对检察机关的一种监督。
监所开放引入社会权力监督、人大监督、政协监督、媒体监督等刑事诉讼程序之外的监督方式，丰富了我国法律监督之外的其他监督形式。社会权力是相对于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而言的一种权力，它既具有国家权力的一些特征，也具有公民权利的一些属性，在地位上可以看做是独立于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的第三种权力。为了更好地约束国家权力机关的独断权力，切实保护罪犯的合法权益，我们应该主动引入其他的社会权力来介入监管关系之中，以期能最大限度地缩小和平衡监管权力与罪犯权利的地位差别，为其他权力制约和监督国家监管权力的行使提供一种现实的可能性。 在监所中，监管机关是唯一的权力主体，被监管人员是被管理的对象，这种管理与被管理的地位失衡不利于被监管人员权利保护，因为侵害被监管人员权力的主体极有可能是监所，在侵害主体是监所的情况下，被监管人员诉诸监所予以救济是相当困难的事情。监所开放制度尤其是巡视制度就在于引入更加独立的社会力量，由社会上的人权组织或其他社会人士组成自治性的社会组织对监所进行巡视，有效制约监管权力，保障被监管人员权利。同时，监所开放很好的吸收我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新闻媒体多种力量，将体制内监督与体制外监督相结合，实现了人大权力监督、政协民主监督、社会监督与专门法律监督的有机结合。
二、我国监所开放的现状
（一）我国监所开放取得的成绩
国家公权力的运作都有其封闭性的一面，这种封闭性在监管活动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未决羁押是为保障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刑事诉讼活动尤其是侦查活动的保密性决定了羁押的封闭性，而监狱作为刑罚执行机关则更要求将罪犯与社会隔离开来，对罪犯施行人身自由的剥夺或限制，其形式特点就是对被监管人员的武力保障和武装警戒，监所的执法一般都是在高墙大院内进行的，到处都有“禁区” 和 “警戒线“，外界一般人员难以涉足。因此，长期以来，我国的监狱和看守所都不同程度地与“神秘”、“僵化”“落后”联系起来，监管场所对外界一直处于封闭和隔离状态。正是由于监管场所的封闭型设计，给监所提供了行动选择的结构空间，使得监所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使权力，进而保障自己的组织利益。
但是，近年来国家越来越认识到监所开放的重要性，虽然我国还没有在法律层面上规定监所开放制度，但国家决心推进监所开放却是不争的事实。司法部1999年下发的《关于监狱系统在执行刑罚过程中实行“两公开、一监督”的规定（试行）》在关于狱务公开的主要方式和监督途径中规定：“监狱管理机关和监狱在党政机关、社会团体、知名人士、律师等法律工作者、新闻媒体等中聘请执法监督员，请他们检查和监督监狱执法情况，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该规定将监狱的开放作为狱务公开的一项方式，要求监狱管理机关主动聘请由社会人员组成的执法监督员深入监狱检查、监督监狱执法情况。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在“被羁押者权利”部分提出：完善监管执法公开制度，将被羁押者权利以及监所有关执法标准、程序向被羁押者、家属及社会公开，通过举报箱、举报电话、监所领导接待日、聘请执法监督员等方式，对监所执法活动进行有效监督。
公安监管场所的开放决心则更大，公安部在《公安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公安监管工作的意见》中提出：“要深化监所警务公开，进一步提高公安监管工作的透明度，不断扩大公众对公安监管工作的知情权和监督权。要经常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执法监督员和人民群众代表到监所检查指导，听取意见、建议，不断改进工作。要积极、稳妥地推出一批监管场所向社会开放，争取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对公安监管工作的了解、理解和支持。”公安部监所管理局于2009年6月召开了全国看守所对社会开放工作会议，推出了北京市西城区看守所等10 个看守所作为首批对社会开放的看守所。2010年1月，公安部监所管理局发布了《关于印发看守所对社会开放试点工作经验材料的通知》，北京西城区看守所、宁波镇海区看守所等四家看守所经验在全国推广。2月，公安部监所管理局发布《关于公安机关强制隔离戒毒所开展向社会开放活动的通知》，4月发布《关于全面推开看守所对社会开放工作的通知》，5月发布《关于全面深化拘留所收容教育所对社会开放工作的通知》，全面推进各类公安监管场所对社会开放。
随着警务公开、狱务公开的不断深入，各地监所结合工作实际，推出了一些对社会开放的举措，向社会监督巡视员、新闻媒体、被监管人员亲属、普通民众开放，需要注意的是，对社会监督巡视员的开放是单独通过监督巡视制度的形式开展的，对新闻媒体、被监管人员亲属和普通民众则是统一通过“监狱开放日”、“监所开放日”的形式进行的。具体实践情况如下：
一是对社会监督巡视员开放。2006年，一项旨在遏制刑讯逼供的国际合作项目——羁押巡视制度落户吉林辽源，该项目由辽源市人民检察院与中国人民大学诉讼制度与司法改革研究中心、英国英中协会共同合作，借鉴英国的羁押场所巡视制度，试点由独立的社会监督员对看守所进行巡视，经过近三年的筹备，2008年3月，辽源市羁押场所监督巡视员分批分组地到市看守所，进行监督巡视，自此，辽源市羁押巡视制度开始全面运行。巡视员由辽源人民检察院、辽源市公安局在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人民监督员中共同选聘，一共20名，来自社会各个阶层，有医生、社区代表等，巡视员通过巡视羁押场所、访谈被监管人员的方式了解被监管人员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的保障情况，并提交《羁押巡视报告》，然后由人民检察院将报告中反映的问题和提出的整改建议及时反馈给相关责任单位，通过行使法律监督权督促责任单位切实解决存在的问题，并把责任单位的整改情况向监督巡视员反馈，并邀请监督巡视员回访巡视。截止2008年12月，辽源羁押巡视共组织巡视21次，访谈在押人员32人，形成巡视报告42份。经过反馈，这些问题得到了公安机关的高度重视，所有问题基本得到了有效解决，收到了较好的巡视效果。同时，监督巡视员通过自己耳闻目睹和亲身感受向社会传递了看守所重视和保障人权、实行人性化执法的信息，极大地提高了看守所的公信力。目前，有关专家和学者正推动该项制度在其他地区乃至全国的推广，在第二期试点中，已经增加了山西的晋中和江苏的连云港，探索在经济发达地区和中部地区的推广，并酝酿提请全国人大，通过立法的形式，在全国推广。
二是对媒体、被监管人员亲属和普通民众的开放。2003年河南省监狱管理局在河南省第三监狱举办“监狱开放日”活动，60多名社会各界人士应邀参观监狱，同罪犯座谈，开全国监狱开放之先河。随后全国各地监狱陆续开始试点开放，山东滕州监狱在2005年7月11日至16日，举办“会见开放周活动”，服刑人员的家属在监狱的组织下，进监参观。陕西省监狱系统以“开放日”的形式首次面向社会公众开放。四川省监狱系统于2009年推行“开放式监狱建设”，分期分批地向社会开放部门监狱，先在几个监狱试点，然后逐步推广。2009年8月，北京西城区看守所对社会开放，开放的时间规定为每月第二周的星期二，开放的对象上在先期以被监管人员家属、律师、党政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学校、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警风监督员和新闻媒体等人员为主。原则上，每批参观人数不超过20人。暂不接待个人预约。云南省公安厅以邀请特邀监督员、新闻媒体到基层看守所调研的方式对外开放。2010年6月11日，广东省监狱系统首次在全国全省统一举行“监狱开放日”活动，1500多名服刑人员家属、群众和各界人士同时被邀请来到省女子监狱、清远监狱、乐昌监狱、英德监狱和未成年犯管教所等各个监狱，了解监狱内的执法管理过程,详细观摩服刑人员生活真实细节。2010年11月，浙江省10余家看守所首次集中对社会开放，被监管人员亲属进入看守所参观并与被监管人员见面。
（二）我国监所开放存在的问题
一是监所开放的广度和深度不够。从监所开放的广度来看：一是开放监所的数量，无论是监狱还是看守所，开放的监所只占监管场所总数很小的一部分。以看守所为例，截止到2010年1月，公安部分两批共确立150个看守所对社会开放。 开放的看守所只占中国看守所总数极少的一部分。其次从开放监所的类型来看，无论是监狱还是看守所，主管部门选择开放的监所大多为省级、部级文明监所，与其他普通的监所相比，这些监所的执法比较规范，监管设施也较为先进与完善，这就造成一种不合理状况：开放的都是示范与先进的监所，大量更需要开放与监督的监所还没有得到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