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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大庆市人民政府


大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大庆市粘土矿管理办法的通知

庆政发〔2012〕21号


各县、区人民政府，各中、省直单位，市政府各直属单位：
经市政府同意，现将《大庆市粘土矿管理办法》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二○一二年三月二十六日


　　　　　　　　　　　　　　　　　　　　　大庆市粘土矿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加强采矿权的管理，合理开采粘土资源，有效保护生态环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黑龙江省矿产资源管理条例》和《探矿权采矿权招标拍卖挂牌管理办法》，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本市行政区域范围内开采粘土矿产，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粘土矿产资源属国家所有，其国家所有权不因其所依附的土地所有权或使用权的不同而改变。未经批准，土地所有权人、使用权人不得进行采矿活动，不得出让、转让或出租土地用于开采矿产资源活动。
第四条 下列地区禁止开采粘土矿：
　　（一）耕地和基本草原；
　　（二）干线公路两侧可视范围内；
　　（三）已划定的规划区、保护区。
　　第五条 粘土矿的规划和开采要确保下列重点项目：
　　（一）全市重点工程和油气田等产能建设；
　　（二）城市公共设施建设；
　　（三）交通主干线公路施工。
　　第六条 新增粘土矿采矿权的出让采取拍卖、挂牌方式。
　　第七条　采矿权申请人申请办理粘土矿采矿许可证的，应当向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提交下列材料：
　　（一）采矿权申请登记书，并填写采矿权申请登记审批责任表；
（二）矿区地理位置示意图、矿区范围图；
（三）申请人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四）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
（五）矿产资源储量核实报告及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证明；
（六）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及批复；
（七）地质环境评价报告及批复。
　　第八条 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采矿权申请之日起20日内作出准予登记或者不予登记的决定，并书面通知申请人。
　　采矿权申请人自收到准予登记通知之日起20日内，到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按规定缴纳采矿权使用费和采矿权价款，办理登记手续，领取采矿许可证。
　　不予登记的，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向采矿权申请人说明理由。
　　第九条 采矿权申请人在取得粘土矿采矿许可证后，必须依法取得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颁发的《非煤矿矿山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否则不得从事生产活动。
　　第十条 申请续期的粘土矿、国家重点工程需要使用粘土矿产的采矿权的审批采取协议出让方式。
　　第十一条 已经依法取得采矿权转让的，应依法办理采矿权转让审批。
　　第十二条 经批准的采矿范围，由县、区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埋设界桩或设置地面标志，界桩或地面标志受法律保护。
　　第十三条 按照“谁开采、谁治理”的原则，采矿权人应依法交纳地质环境恢复保证金后，方可进行开采。
　　采矿结束后，采矿权人应在规定时间内闭坑并按要求进行环境治理，经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和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验收合格后，保证金及利息返还采矿权人。采矿权人拒不履行恢复治理义务的，保证金及利息不予返还，由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治理。采矿权人应依据国家土地复垦的有关规定进行复垦或按规定缴纳复垦费。
　　第十四条 任何单位或个人未经批准开采粘土矿产的，属非法开采矿产资源，由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依法进行处罚；当事人拒绝履行法定义务或发生暴力抗法行为的，由公安行政主管部门进行处理；造成资源损失的，应承担赔偿责任。
　　第十五条 市、县、区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要严格履行监督职责，完善巡查制度和建立监察网络，加强监督管理。
　　市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与监察部门建立联席会议机制，对本辖区内因监管不到位，出现大规模的私采滥挖粘土矿产，造成严重后果的，将给予政府分管领导和直接责任人相应行政处分。
　　第十六条 市、县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不履行监督职责或违规操作，对应招标拍卖挂牌出让的粘土矿产未进行的，市、县监察部门应依据有关规定追究行政责任。
对于未经申报，违规、越权同意或审批开采粘土矿产的，应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行政责任；造成严重后果，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第十七条 乡（镇）人民政府应根据实际需要，在各村设立供村民自用的取土场，不得用于经营。民用取土场由乡（镇）人民政府负责监督管理，发现有经营行为，应立即上报，由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进行处理。
　　第十八条 乡、村应设立矿产监督员，负责本辖区内粘土矿开采情况的督查，经费在矿产资源补偿费中支出。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大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大庆市粘土矿管理办法＞的通知》（庆政发〔2006〕11号）同时废止。












2011年1月21日《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出台，全国上下一片欢呼，条例最大的亮点莫过于取消“行政强拆”，新拆迁法取消了地方政府决定强制拆迁公民房屋的权力，公民房屋某种程度上或多或少得到了更多的一些保护，至少政府失去了领导一句话就突立即强行拆除的生杀大权，作为被拆迁人不用整日的担惊受怕。
但是笔者认为虽然强拆权取消，但并不意味着强制拆迁地方政府强制拆迁的冲动能得到抑制，据笔者知悉不少地方虽然没有直接强拆但其强拆的意图依然是磨刀霍霍，变相强拆屡屡皆是，其恐怖程度丝毫不下于强拆。
作为一名拆迁律师笔者认为，行政逼拆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其逼拆手段之恶劣无异于强拆，如安徽歙县笔者遇到这样一个案件：交警大队某中队指导员鲍家欣因被政府列入某项目的拆迁范围内，该县决定由公安局局长保户做鲍先生思想工作，（注：中纪委要求：严禁公安警察参与征地拆迁），由于顶头上司来动员拆迁鲍先生赶到压力特别大，不久由于不同意签字鲍先生被单位停职要求签字之后上班，鲍先生妻子为减轻丈夫的压力被迫与其离婚，自己承担房屋拆迁的所有事项，岂料该县公安局称：你们夫妻是假离婚，你必须作通家庭思想工作签字拆迁。不久为加快逼迁进度该县领导由国土资源局以没收为由对鲍先生的房屋进行行政处罚，意图强制拆除。
此类事件在绝非仅仅是一个个案，据笔者了解陕西周至县实施的中国楼观道文化展示区项目需占地33平方公里，在某村拆迁过程中没有发布《征收土地公告》要求征地和拆迁，由于该村部分群众长期不同意拆迁，村中出现大批社会人员，号称：不拆杀死，拆拆拆，杀杀杀；泉州晋江洪先生由于不同意拆迁补偿标准，拆迁指挥部工作人员称将按照“两违”建筑将其房屋拆除..... 行政处罚、按违章处理、停止公职等一切由行政机关掌握的权力都仍然出现于拆迁；税收、工商、消防、国土、建设、卫生等一切可以动用的部门总是为拆迁冲锋陷阵，由此可见行政强拆虽然取消，但是行政逼拆方兴未艾，一种变相的强拆依然在严重侵犯被拆迁人的权益。
行政逼拆是盲目追求政绩的结果，不好强拆只好逼拆。
根据多年的职业经验和社会实践，笔者以为在新拆迁法出台、禁止行政强拆的大环境下，行政逼拆现象产生、蔓延是强制拆除的心态在某些地方领导心中仍然没有消除、是片面追求政绩的结果。
在新拆迁法出台之前，由于可以通过责成部门强制拆除的方式，地方政府强制拆除公民房屋非常方便，只要经房管部门作出一个裁决，县政府便可责成行政部门强制拆除，而且行政诉讼不影响强制拆除决定的执行，为地方政府的强拆大开方便之门。
但是由于新拆迁法出台之后取消了地方政府强拆权，而是转为司法强拆，故某些地方政府为实现以前一样的高效率拆迁，往往利用行政权限逼拆。
司法强拆审核相对严格、时间较长，是地方政府热衷于行政逼拆又一重要原因。
按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规定“被征收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不提起行政诉讼，在补偿决定规定的期限内又不搬迁的，由作出房屋征收决定的市、县级人民政府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按照新拆迁法的规定不仅取消了行政强拆，而且司法强拆在诉讼期间也受到一定的限制的，特别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坚决防止土地征收、房屋拆迁强制执行引发恶性事件的紧急通知》出台，给司法强拆权给予了更严格的限制，使强制拆除的行使已经不可能拥有以前那样的速度，甚至在诉讼期间要停止，这导致了一些地方政府主要精力集中到动员拆户上，而对于不愿意拆迁的人员只好通过逼迫的方式达成。
由于实施行政逼拆的幕后指使者往往是地方政府的领导，故胁迫者一般有恃无恐明知自己的目的不正当，但还是肆无忌惮，当然也不排除一些执法人员不愿意实施逼拆行为但是迫于上级压力没有办法，只好将道德和法律抛于脑后。如安徽歙县国土资源局在对鲍家欣先生进行行政处罚时讲到：领导安排的我们也没办法。一句话道出了行政逼拆的玄机。
我国大量被拆迁户的房屋手续不全,给行政逼拆制造了契机。
在我国公民自建房屋，特别是农村的房屋一般手续不全，房产证和土地证都具备的比例很小，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用地规划许可证、施工许可证等规划、建筑方面手续齐全的则少之又少，同时政府部门往往在拆迁前几年就作出了规划，冻结拟拆迁区域内的所有房屋手续的办理。由于这样的原因地方政府往往抓住公民房屋手续不全，利用《城乡规划法》、《土地管理法》、《建筑法》等关于行政处罚的规定对号入座，不签字就按照违章建筑、非法建筑处理，被拆迁人只好签字。
其实这种手段是非常错误的，因为这种手续不全的原因不是来自于拆迁户而是执法落实不到位等社会原因造成的普遍现象，针对房屋登记手续不全的情况，《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专门规定了对登记不全的房屋进行调查、核实、认定，对于认定合法的要予以补偿；国务院《关于认真做好城镇房屋拆迁工作维护社会稳定的紧急通知》也要求对于历史原因造成手续不全的房屋予以补办手续，所以拿着行政处罚的幌子来胁迫被拆迁户是极端的错误，也是不符合政府的执政为民原则的。
行政强拆的主要手段是行政处罚、停止公职等行政手段，甚至夹杂了犯罪行为。
为逼迁所实施的各种行政手段从目的上来讲是违法的，由于意识到这一点地方政府往往会找一个合法的理由来进行掩饰，这就产生了安排规划、土地等部门检查房屋手续是否齐全；税务部门检查税收问题是否可以抓漏洞；工商部门寻找日常经营行为的问题；甚至计划生育、不给小孩上户口等都成为逼迁的手段，其影响涉及的公民和企业的方方面面，只要被这些部门盯上你不拆都不行，只要被这些部门盯上你就是去了在这里立足的根本。
行政手段固然是逼拆的主流，但是行政机关组织拆迁中也难以避免出现犯罪行为，如某县为实施拆迁雇佣的拆迁公司人员素质极端低下含有大量社会流氓混混，对群众实施恐吓等方式逼迁，笔者以为这属于有组织、有一定经济实力的临时组织、是带有黑社会的性质，如果达到一定程度应当属于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地方政府是拆迁的主导者，同时又掌握着行政处罚的权力，当有人不配合的时候，盲目利用自己的权力来作为拆迁的筹码，几个部门包下一家进行联诛、对拆迁户的亲属株连、纵用社会人员实施口压迫群众是非常恐怖的行为，如鲍家欣事件，公职被停、夫妻被迫离婚、房子将要被没收，这一系列的问题说明一级地方政府如果把行政权力用到极致来对付一个普通老百姓是多么可怕。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设想自己身处安徽歙县鲍家欣事件、泉州晋江洪昭权案件、陕西周至道文化展示区拆迁事件中，身处同类事件之中、身处同样的政府权力之下的进行感受——所谓“感同身受”。笔者关注的绝非这几个案件中的公正问题，更重要的是，如何才能从法治层面上根本性地解决行政权力的边界问题——这一问题困扰我们多年，而在以上三个案件中表现尤烈，是关乎一级政府如何与民众处理基本关系的大问题。只有这个问题解决了，才可以解决“一名公民如果在某个问题上让政府不如意就在一个地方无法立足”的问题。
行政逼拆折射出恐怖的现实：一个地方政府，当它特别强烈地想要办成一件事的时候，能够想得出怎样的办法、用得出怎样的权力。这种权力的直接承受者可能是部分公职人员、可能是存在一些问题拆迁户，而其实际影响所及，无疑是更广泛的社会公众，是整整一个地方社会。正是政府放大了它的权力，使它的触角伸展到家庭，伸展到公民其他的权利领域。这种过于强烈的行政意志和行权力度，可能使其“治下”的民众陷于绝望之境，鲍家欣家庭出现为此事而离婚的事例就是证明。如果一个政府行使其权力到了能够直接导致家庭破裂、社会失范的地步，那么这种行政可以说就是暴政，而无须问行使权力追求的目标是否公正了。　   行政逼拆反映出的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政府权力“过大”的问题。政府的各项行政权，大都有其合法的来源，大都是维持社会正常运行、政府正常运转所必需的。当它们针对各种不同的对象分门别类地单独使用的时候，可能是公正的，也可能是不公正的。但是，当所有这些权力集中起来为了一个特定的目的来针对一个特定的对象的时候，肯定就是不公正的——哪怕这些权力要实现的目标是多么“正义”。这是程序的公正问题，而不是实质的公正问题。
党中央、国务院已经清晰的意识到了这些问题，2010年国务院下发《关于维护群众合法权益严格征地拆迁管理的紧急通知》随后国务院废止《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出台新拆迁法，中央纪委监察部、最高人民法院连续针对征地拆迁问题下发紧急通知，严格要求禁止暴力等不正当手段逼迁，如此强大的政策法律攻势下某些地方政府还在搞如此野蛮的逼拆，令人无法置信，无法置信什么样的法律、什么样的政策能够抵制地方政府逼拆的冲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