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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防卫”与“故意伤害”的内涵与外延

龙城飞将


　　我国刑法第20条的全部内容都是对正当防卫的规定。第一款界定何为正当防卫，第二款讲防卫过当仍属于正当防卫的范畴，第三款讲特殊防卫仍属正当防卫。在适用法律时这三款内容应当联系在一起，不应当如用古代那个外科医生一样用锯箭法锯掉一半。
　　换言之，正当防卫内涵已经由第一款讲明，其外延则由一般正当防卫、防卫过当和特殊防卫这三种类型构成。一般正当防卫仅是造成不法侵害人损害，防卫过当是正当防卫超过必要的限度造成重大损害，而特殊防卫则是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所以在适用正当防卫的情形时一定要把这三种情况综合考虑。马泰斗脱离第三条，又没有证据证明邓玉娇的案件属于第二条，他的发言就是不严谨、不合乎法律规定的，也就是Oldfrankly所说的半截和笑林广记所说的半截。适用法律应当是全面地适用相关的法律，不能“半截”。
　　我的博文在网上发表后，引起一些讨论。其实，第一款和第三款没有问题，焦点集中在第二款，防卫过当到底是否属于正当防卫。我觉得，产生这些疑问的博友主要是逻辑学需要补课。
　　在第二款规定的情形中，防卫分为两个部分。正当的部分和过当的部分。实际上，正当防卫这个词，可以对应不正当防卫，也可以对应防卫过当。不正当防卫是指这种防卫不正义，带有攻击性。此时与之相对应的正当防卫就是正义的，被动的。这是从防卫的质的方面讲。
　　从量的方面说，正当防卫就是适当防卫。超过必要的限度的防卫，就是防卫过当。所以，在防卫过当案件中，整体的防卫事件从量的方面看，包括适当的部分和过当的部分。《刑法》20条第二款主要是从量上进行规定。从这个角度看，我仍坚持防卫过当仍属正当防卫。即作为防卫这个行为的总体，包括适当和过当这两个部分。这两个部分不能截然分开。
　　第一款、第三款和第二款中防卫适当的部分，肯定属正当防卫，没有任何争议，不负刑事责任。问题出在过当部分，法律考虑到这是总体防卫的一部分，是以正当防卫为前提而在量上超出了“必要的限度”，所以才规定应当负刑事责任，但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过当部分负刑事责任时，就与《刑法》第234条发生了联系。刑事处罚也是针对其过当的部分。所以，从“正当防卫”这个概念外延的角度看，第二款的过当部分与234条就竞合了。在逻辑学中，这种竞合的部分就是两个概念，即“正当防卫”和“故意伤害”在外延上相交的部分。
　　正因为如此，若发生单纯的主动攻击的行为造成人员伤害，应当直接适用234条。若发生正当防卫的案件，应当先适用20条，在确定是防卫过当的情况下再适用234条。这也是刑法的精神，也是刑法的逻辑思路。20条在刑法的总则中，234条在刑法的分则中。总则中法条的概括性更高于分则，因此在适用法律时应当先总则后分则。

　　简言之，正当防卫中的“正当”，从质的方面，包含正义的意思。从量的方面，包含不能过当的意思。完全符合这些要求，就是第一款和第三款，超过一定的限度，就是第二款特殊规定的情形。

　　正当防卫与防卫是近义词。正当防卫，是法律专用术语，防卫是普通术语。但根据逻辑学的一般规则，正当防卫是正当的防卫，似乎此外还有不正当的防卫。其实，法律术语“正当防卫”完全可以和普通用语“防卫”重合，当做同一事物。
　　在我国的辞典中，防卫的基本释义就是防御保卫，一般情况下防御保卫是正义的，被动的。防卫的同义词是保卫、警备、卫戍、防备、注意、预防、提防、防范、防止、防守、抗御、防御，反义词是攻击、进攻。南朝 宋 谢灵运《诣阙自理表》：“及经山阴，防?彰赫。” 宋 秦观 《东城被盗得世字》：“野人无机心，触事少防?。” 丁玲 《母亲》：“他时时都不忘记防卫自己，他预备着厉害的回击那些敢来侵犯他的人。”当然，从军事上讲，也有不正义的一方进行防卫的，比如苏联红军在进攻柏林时希特勒是处于守势，处于防卫的态势，但在此前是希特勒指挥德军进行不正义的进攻在先。

2010-4-1
作者博客：http://www.yadian.cc/people/6493/0/
　　　　　 http://blog.sina.com.cn/zjysino20080207

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条文：
第二十条 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
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
第二百三十四条　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犯前款罪，致人重伤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执行工作改革刍议

珙县司法局 赵德平 余元兵


目前,执行工作改革之风正此起彼伏,各种改革思潮竞相绽放，倡导改革执行方式的有之，倡导改革执行费用的有之，倡导改革执行机构的也有之.......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笔者认为，这诸多的改革均系建立在现行执行工作体制不变的前提下的改革，并不是质上的、根本意义上的改革，执行工作的某些弊端（如逻辑错误、理论上的缺陷等）依然存在，要彻底改变目前执行工作的困难与困惑，笔者认为，应该对现行执行工作体制进行结构性的重大改革，将所有生效刑事、民事、行政案件的判决和裁定的强制执行权整体划归司法行政部门，以建立效率较高、逻辑清晰，理论完善的、有中国特色的执行工作体制，切实发挥执行工作的强制和保障作用，这对我国当前正进行的司法体制改革将会具有深远影响和重大现实意义。
一、现行执行工作体制的弊端以及理论缺陷
（一）现行执行工作体制已不适应时代的发展和要求。
我国的执行工作分为刑事判决、裁定的执行，民事判决、裁定的执行和行政判决、裁定的执行，刑事判决、裁定的执行几经变革已大部份移交司法行政机关管理和指导，司法行政机关已在这项工作上做出了巨大的成绩。而民事案件的判决和裁定从建国以来则一直由人民法院自己执行，在八十年代出现的行政判决、裁定亦由人民法院自行执行，这种执行模式的设立是源于建国初期套用前苏联模式，按照解放区人民司法机关的传统做法建立起来的，在1954年时人民法院的执行工作机构曾一渡被撤销，因从50年代后期开始，我国的绝大部分民事案件以调解结案，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民事案件大量增加，民事判决裁定的强制执行比例也随之大幅增加，法院的执行人员有限及其它因素的影响，执行工作的难度也越来越大，而行政案件由于人情多，涉及关系繁杂，执行率也相对不高，民事行政判决、裁定的“执行难”已突出在摆在面前，正由于部分判决、裁定得不到切实执行已极大影响了司法机关的形象和法律的权威。法律和司法的权威受到了极大的挑战，单凭法院系统现有的执行力量根本不能扭转执行工作的现状，因此，必须对现行执行体制进行重大改革，以建立人员充足、工作高效的执行工作体制，在最大程度上解决“执行难”问题。
（二）现行执行体制是“执行难”的原因之一。
长期以来，大量民事、行政判决得不到很好执行，严重地削弱了法律和法院的权威，同时也引起当事人对判决、裁定书的可信度以及对诉讼的质疑，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除了强制执行的法律不健全、债务人法律意识淡溥、经济不景气等原因外，现行民事行政判决、裁定的执行体制也是造成“执行难”的原因之一，具体表现在：１、法院存在重审理轻执行现象。由于早期我国的民事纠纷（行政案件几乎为零）大多以调解结案，法院工作任务不重，而判决、裁定的自动履行率也较高，但随着社会的发展，民事、行政案件大量增加，法院审理工作越来越重而无瑕顾及判决、裁定的执行，很多案件判决、裁定下来后当事人得到的只是一纸空文，这在很大程度上打消了当事人寻求公力救济解决纠纷的积极性，同时对法律的权威也产生了怀疑；２、从 法院内部机构上讲，从事审判业务的股室和人员明显较多，而执行人员的数量却明显不足，整体素质也不高，无论从力量上还是从素质上已不能适应工作的需要。而从经济效益角度上讲，执行机构往往择重标的额大，易于执行的案件加以执行，对被执行人和被执行标的地处偏远、标的金额不大的却不愿执行。这种的存在也增加了当事人对司法权威的质疑。
（三）现行执行体制不利于权力的监督和制约，也不利于平衡各政法机关的职权。
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早在十八世纪就指出：“一切权力必然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现行体制中，各种案件的审判权和大部分案件的执行权均集中在法院，而法院的执行工作和执行权不受监督或很少受到监督，这无疑会让部分执行人员和领导产生腐败思想，从而影响司法公正。也许有人会认为孟德斯鸠的理论思想是资产阶级思想，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不应采用资产阶级的思想。但是，无论是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思想还是中国思想家孙中山先生的“五权学说”思想，其目的均是为了加强权力的监督和制约，保障社会的发展和司法的公正，在中国现行政法体制中，公安机关拥有维护国内公共安全和保障社会治安的行政职能，也有刑事案件侦查和执行部分刑事判决、裁定的司法职能，检察机关拥有监督公职人员的职务犯罪，审查批捕，提起公诉等刑事司法职能；法院拥有全部案件的审判和所有民、行案件、部分刑事案件的执行等职能；而作为保障司法机关正常行使职能的司法行政机关仅有部分刑事案件的执行权、劳动教养工作的管理权、普法依法治理工作的管理指导等职能，存在职能散、软、弱的现象，根本没有能很好地保障司法机关正常行使职能，没有拥有管理司法行政事项的职能，造成“司法不司法 ，行政不行政”的困难状况，如不及时调整上述四个政法机关之间的职能，强化司法行政职能，则会在一定程度上妨碍司法公正的进程，助长司法腐败。
（四）现行体制混淆了行政机关与司法审判机关的职能。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百二十三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第一百二十五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独立行使审判权.......”。《宪法》的这两条规定明确指出了我国人民法院是“国家审判机关”，行使的是审判职能，而法院行使审判职能是适用法律审查公民、法人或其它组织的行为和事件的合法性的过程，其作出的判决和裁定是适用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法律的结果，具有法律属性。而宪法第八十五条和第一百零五条明确规定国务院（含各部委）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含各组成部门）是国家行政机关，是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法院判决、裁定具有法律属性，判决、裁定的执行具有执行法律的特征，因此，理应由国家行政机关执行人民法院适用法律作出的具有法律属性的判决和裁定，由法院自己执行则是混淆了国家审判机关与国家行政机关的职能。
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公民、法人或其它组织对具体行政行为在法定期限内不履行，又不申请复议和提起诉讼的，行政机关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这种规定显然就是让专司适用国家法律法规审判纠纷的人民法院成了执行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的执行机关，违背了职级原则和混淆了司法机关与行政机关的职权。
（五）现行执行体制不利于仲裁制度、人民调解制度和公证制度的落实，实施和完善。
我国的《仲裁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定一方当事人如不履行仲裁裁决的，对方当事人只能按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而仲裁机构受理、仲裁纠纷与法院受理、审判纠纷具有事实上的 竞争关系，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法院很可能对申请的仲裁裁决不予执行或持消极态度，从而削弱仲裁机构的竞争力、降低仲裁裁决的公信力。由公证机关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书也面临同样的尴尬，按现行法律法规，公证机关可依法赋予部份公证书具有强制执行效力，法院基于同样的原因也会对公证书不执行或抱以消极态度或不执行。部份生效人民调解协议书的执行也会面临同样的问题。故这状况极不利于我国多种纠纷的解决机制的共同存在和发展，也难以保证国家法律的正确实施。
二、执行工作划归司法行政部门的理论依据和现实基础。
（一）执行工作的行政属性辩析
执行工作划归司法行政部门的理由是：执行工作是执行适用法律结果的具有法律属性的判决、裁定书的工作，具有典型的行政属性，应属具体行政行为。从理论上讲，行政是指执行国家意志、维护公共安全等管理和执行国家事务、行使国家行政职能的权力，具有强制性、执行性和确定性等特点，而法院的判决、裁定是法院代表国家适用国家法律的结果，具有确定性和可执行性，其执行应该归属国家行政机关。在实践中，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判决和裁定的执行权也归属于司法行政部门，如法国、日本、英国、意大利等等，意大利宪法第110 条对司法部是这样表述的：对司法部或说是司法部长则授予了“与司法有关的事务的组织和执行”的职能，也就是说不是与司法审判职能的行使直接相联系的组织性、执行性的职能。因此，执行工作划归司法行政部门既是完善理论和工作实际的需要，又符合国际通行做法和潮流。
（二）执行工作改革的指导方针和政策依据
党的十六大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必须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完善司法机关的机构设置，职权划分和管理制度，进一步健全权责明确、相互配合、相互制约、高效运行的司法体制”，“改革司法机关的工作机制和人财物管理体制，逐步实现司法审判和检察同司法行政事务相分离”。改革完善执行工作体制，将判决、裁定的执行权移交司法行政机关正是为了贯彻落实十六大精神，完善调整各政法机关的职能、建立、健全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司法体制的必然要求。我国宪法一百零五条，第一百二十三条、第一百二十六条均规定人民法院是国家审判机关，是独立行使审判权的机关，而不是执行机关，因此，当务之急是要以十六大精神为指针，切实改革执行工作体制，让司法行政机关成为名符其实的司法执行机关。
（三）执行工作改革的现实基础
执行工作整体划归司法行政机关与人民法院自己执行自己的判决、裁定相比较起来，前者更具有现实性和可操作性。首先，司法行政机构和人员力量上较法院执行工作机构占有优势，在司法部的推动以及地方各级司法行政机关的努力下，目前全国已有90%以上的乡镇(街道)建立起了司法所,工作人员已达10余万人，而在法院系统推行的几次机构改革中，乡镇人民法庭已几乎撤尽，较偏远的山区县也不过只保留了两三个法庭，而且人民法庭多为二人庭或三人庭，有的甚至为一人庭，人民法庭在审理任务较重的情况下是不可能执行自己的判决和裁定的。而县级人民法院的执行机构（执行局）执行人员也顶多不过十余人，负责执行一个县的全部案件显得力不从心。执行工作划归司法行政机关后，完善的机构和众多的人员可以更好地完成执行任务。其次，执行工作划归司法行政机关对开展执行工作更为有利。由于乡镇（街道）司法所承担着广大农村人民调解工作的管理和指导以及普法工作，对广大农村社情民意比较熟悉，因此，司法所承担农村案件的执行工作比较有利，市、县级司法行政机关承担着所辖行政区内的普法依法治理工作，对辖区内的企、事业等单位、组织的状况也比较熟悉和了解，因此，对开 展执行工作也比较有利。再次，由司法行政机关承担执行工作可更好利用政法资源，整体改观执行工作的效果，由于司法行政队伍较法院队伍庞大，且司法行政机关目前任务相对不重，部分工作人员处于闲置状态，执行工作移交司法行政机关后，约可以充分利用政法资源，较法院另行增加执行人员更节工作成本，从而对减轻财政负担有利。
三、改革后的执行工作体制模式构想
（一）机构设置构想。
可在司法部设立执行总局，其类别与监狱管理局、劳动教养管理局相同。负责全国执行工作的管理、指导以及全国性重大案件的执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厅下设立执行局，负责全省执行工作的管理指导、督促和检查以及对辖区内重大案件的执行，市、地级司法局下设执行分局，负责本区划内执行工作，指导、管理下级执行工作，区、县司法局下设执行大队，负责辖区内的执行工作，乡镇（街道）司法所设执行支队，负责辖区内的案件执行，配合上级执行机构执行被执行人（单位、组织）在本辖区内案件的执行。
（二）执行措施的完善。1、制定《强制执行法》，定格归属于行政法，明确执行措施和手段、执行程序、对执行工作的监督，以及执行人员的法律责任，对执行措施不服的救济方法等内容，为执行工作提供法律保障。2、建立被执行人财产举报奖励制度，凡举报被执行人隐藏、转移财产以逃避执行的，对举报人根据举报的实际价值予以适当奖励，以利更好开展执行工作，提高案件执行率。
（三）完善、加强审判程序与执行程序的衔接。每一件案件在作出判决或裁定之后（不服上诉的案件除外），人民法院将判决书、裁定书副本送一份交司法行政机关。一方当事人拒不履行生效判决、裁定书的，另一方当事人可执行判决书、裁定书及本人有效生份证明向作出该判决、裁定的法院所在地司法行政机关申请强制执行。在改革过渡时期可先试行由无履行义务当事人一方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法院经审查可进入执行程序后，签发执行令交付司法行政机关执行机构执行，司法行政机关在执行完毕或执行终结后将执行终结情况送交人民法院。在执行条件成熟后，由当事人直接申请司法行政机关强制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