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商品交易市场管理条例
重庆市人大
重庆市商品交易市场管理条例
重庆市人大
（1995年9月21日重庆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1995年12月20日四川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批准，1996年1月10日公布）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促进商品交易市场的发展维护商品交易市场秩序，保护市场开办者、市场经营者、商品经营者和商品购买者的合法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商品交易市场（以下简称市场）是指有若干商品购买者入内，集中、公开、独立地进行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现货交易的固定场所。
本条例所称市场开办者是指投资开办市场的投资者。
本条例所称市场经营者是指从事市场物业经营管理，出租市场场地和设施获得租金，代表市场进行民事活动的组织。
本条例所称商品经营者是指在市场内出售商品或提供服务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第三条 凡在本市行政区域内管理、开办、经营市场和在市场内从事商品交易活动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均应遵守本条例。
第四条 依法设立的市场和正当的市场交易活动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占用和干预。
第五条 商品交易应当遵循平等、自愿、公平、质价相称、诚实信用的原则，遵守公认的商业道德。
第六条 市场监督管理应当遵循依法、公开、高效和方便经营者、消费者的原则。
第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领导，为发展市场创造条件，协调和督促有关职能部门做好市场的规划、建设、管理和服务工作。
第八条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是市场监督管理和行政执法的主管部门，其他有关职能部门按照各自职责依法对市场实施监督管理。
第二章 市场的规划、设立和登记
第九条 各级人民政论应当按照有利生产、功能配套、活跃流通、方便生活、讲求效益、合理布局的原则，组织财贸、工商行政管理、城市规划、城市建设、公安等职能部门制定设立市场的统一规划，并纳入城镇建设总体规划。
第十条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及境外投资者，均可依法开办市场。
市场开办者可以转让其市场经营权和出让其市场产权。
第十一条 企业法人、合伙和个人投资开办的市场实行企业登记注册制度。
摊位（货柜）不足50个的生活资料市场和商品经营者不足20户的生产资料市场，实行备案制度。
前述两款以外的市场实行市场登记证制度。
第十二条 开办市场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有相应的场所、设施、资金和管理服务人员；
（二）上市交易的商品符合国家的有关规定；
（三）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十三条 开办者申请办理市场登记注册，应当提交下列文件：
（一）申请书及市场负责人身份证明；
（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其授权部门批准开办市场的文件；
（三）市场章程；
（四）资金来源证明或验资证明；
（五）土地或场所使用权证明；
（六）消防监督部门的批准文件；
（七）环境保护部门对有污染的市场的批准文件。
联合开办市场的，应当同时提交联办各方共同签署的协议书。
境外开办者除提交第一款规定的文件外，还应提交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文件。
第十四条 经重庆市人民政府或其授权部门批准开办的市场，由重庆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注册。
经区（市）县人民政府或其授权部门批准开办的市场由该市场所在区（市）县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注册。
法律、法规和《四川省市场登记管理局登记办法》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十五条 市场名称参照《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定》办理。
市场开办者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申请办理市场名称预先登记。市场名称预留期限为六个月。
第十六条 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对市场登记注册申请应从受理之日起30日内作出是否准予登记注册的决定，并书面通知申请人。
对准予登记注册的，发给企业营业执照。
第十七条 市场合并、歇业、撤销或改变登记注册事项的，市场开办（经营）者应当在作出变动决定或清算结束之日起30日内到原登记管理机关办理注解或变更手续。
登记注册的市场实行年检制度。
第十八条 开办者申请办理市场登记证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开办者办理备案登记的，应当于市场开业之日起30日内向当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备案。
第三章 市场经营者和商品经营者
第十九条 市场经营者享有下列权利：
（一）依法自主经营；
（二）收取场地、设施租金和其他服务费用；
（三）拒绝乱收费和各种形式的摊派；
（四）法律、法规赋予的其他权利。
第二十条 市场经营者应当履行下列义务：
（一）负责市场经营设施和安全防范设施和建设、维修；
（二）建立健全市场防火、防盗、治保、卫生、计划生育和环境保护等制度，负责市场日常事务管理；
（三）设置免费复检的法定的合格的计量器具；
（四）配合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和有关部门对市场的监督管理；
（五）按时向有关行政管理部门报送各类统计报表；
（六）依法纳税；
（七）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义务。
第二十一条 市场经营者应当按照公开、公平的原则安排商品经营摊位或地点，可以采取招标或拍卖的方式确定。
有条件的市场经营者，可以为有关方面创造条件，在市场内设立服务机构，提供代购、代销、代储、代运、信息咨询、邮政通讯、金融、保险等服务。
第二十二条 商品经营者按照规定应当办理营业执照的，必须向当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申请办理营业执照。
持有工农业执照的商品经营者跨区、（市）县市场从事经营活动，应到市场所在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报到登记手续。
第二十三条 商品经营者进入市场经营，必须遵守市场规定服从管理；市场经营者不得无理拒绝商品经营者入场交易。
商品经营者在商场内固定经营的，应当与市场经营者签订入场经营书面协议。
第二十四条 商品经营者享有下列权利：
（一）提出营业、交更、停业、歇业申请；
（二）对核准登记的名称在规定范围内享有专用权；
（三）在核准的经营范围内自主经营；
（四）签订、变更和解除经济合同；
（五）依法决定商品价格和服务收费标准；
（六）依法进行广告宣传；
（七）拒绝法律、法规规定以外的其他行政性收费或各种形式的摊派；
（八）依法成立自律性组织；
（九）法律、法规赋予的其他权利。
第二十五条 商品经营者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以乡（镇）级以上人民政府和县级以上工商行政管理机构禁止经营的场所或区域内从事商品经营活动；
（二）转让、出租、出借、出卖营业执照或许可证；
（三）擅自转让或出租、出借、出卖摊位；
（四）擅自改变经营范围。
第二十六条 商品经营者应当依法缴纳税款，不得偷税、欠税或抗税。
城乡集贸市场的商品经营者应当向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交纳城乡集贸市场管理费；其他市场的市场管理费，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七条 市场开办者、市场经营者、商品经营者和商品购买者，均不得拒绝和阻挠监督管理部门依法执行公务，不得辱骂、围攻监督管理人员妨碍市场管理机关的正常工作秩序。
第四章 市场交易商品
第二十八条 禁止下列物品上市交易：
（一）走私物品；
（二）毒品；
（三）国家和本省重点保护的野生动植物及其制品；
（四）反动、淫秽、封建迷信的出版物、音响制品及盗版和其他非法出版物；
（五）按规定应当检疫而未检疫或检疫不合格的农副产品和有毒有害、污秽不洁、腐烂变质的食品及其制品；
（六）假冒伪劣商品，国家明令淘汰的商品，以及过期失效的商品；
（七）法律、法规禁止上市交易的其他物品或商品。
第二十九条 除国家指定或经有权机关批准的经营者外，其他经营者不得经营下列商品 ：
（一）枪支弹药、管制刀具、爆破器材；
（二）易燃、易爆、剧毒及其他化学危险品；
（三）麻醉药品、精神药品、毒性药品和放射性药品；
（四）金、银，文物和有价证券；
（五）法律、法规限制上市交易的其他商品。
第五章 市场交易规则
第三十条 市场交易禁止下列行为：
（一）哄抬物价、牟取暴利；
（二）强买强卖、欺行霸市；
（三）掺杂、掺假，经假充真，以次充好，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
（四）使用欺骗手段销售商品；
（五）使用不合格计量器具或销售商品不足量；
（六）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交易行为。
第三十一条 商品交易除即时清结者外，应当采用书面形式签订合同。合同的订立、履行、变更或者解除，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
第三十二条 上市商品应当划行归市。
在固定摊位经营的商品经营者，必须亮照、亮证经营。
进入市场的商品经营者，应当在市场经营者统一划定的地点经营，不得随意摆摊设点。
第三十三条 商品销售价格和服务收费标准，国家有规定的，依照国家规定执行。
有固定摊位或货柜的商品经营者，应当对其销售的商品或提供的服务实行明码标价。
第三十四条 商品购买者要求出具购货凭证的，商品经营者不得拒绝出具或出具虚假购货凭证。
第三十五条 商品经营者对商品购买者向其提出的正当的维修、更换、退货等要求，不得故意拖延或拒绝。
第六章 市场的监督管理和服务
第三十六条 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负责履行下列监督管理职责：
（一）贯彻执行有关市场监督管理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定相应的管理制度和措施；
（二）对市场的开办、变更、注销和年检进行登记管理；
（三）依法确认市场开办者、市场经营者和商品经营者的主体资格和上市交易商品的合法性；
（四）保护合法经营活动，依法查处违法行为，维护市场交易秩序；
（五）依照本条例收取有关的市场管理费，严格按照国家规定范围使用，接受财政、审计监督；
（六）协助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监督、指导市场经营者做好计划生育工作；
（七）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责。
第三十七条 工商行政管理等行政执法机关在依法查处违法行为过程中可视具体情况采取责令暂停销售商品、扣留和封存等行政强制措施，并可按下列方式对扣留、封存商品进行处理：
（一）对易腐烂变质的商品作价处理；
（二）用扣留、封存商品变卖款冲抵拒不缴纳的罚没款。
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实施行政处罚必须按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行政处罚程序规定规定（试行）》执行。
第三十八条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当组织开展创建文明市场活动，为市场创造户好的交易、服务和管理环境。
第三十九条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协助市场经营者引导有关方面在市场设立服务机构，提供代购、代销、代储、代运和信息咨询、通迅、邮政、金融、保险等服务；引导商品经营者成立自律性组织，开展自我教育、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
第四十条 工商、税务、公安和其他有关部门可以根据需要，在市场内设置机构或者配备人员参与市场的监督管理，并指导、协助市场经营者搞好与各自职责相关方面的管理工作。
第四十一条 有关行业协会应当协助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和市场经营者，共同做好市场的监督管理和服务工作。
第四十二条 市场行政执法人员依法执行公务时，不持证或不佩戴统一标志上岗的，市场开办者、市场经营者，商品经营者和商品购买者均有权拒绝接受其监督管理。
第四十三条 市场监督管理人员不得在市场内从事商品经营活动，不得利用职权徇私舞弊、索贿受贿，侵害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第四十四条 查处违反本条例和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违法行为的行政执法机关，按下列规定执行：
（一）法律、法规对查处该违法行为的主管机关及其分工有明确规定的，从其规定；
（二）法律、法规对行政执法机关未作明确规定的，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依法查处；
（三）多个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对同一违法行为依法均有查处权的，由首先受理的部门依法查处。
对同一违法行为得重复处罚。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有关法律、法规、规章有处罚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执行；没有处罚规定或处罚规定不明确的，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六条 市场开办者、市场经营者有以下违法行为的，按下列规定处罚：
（一）未经登记注册擅自开办市场，或隐瞒真实情况、提供虚假证明取得登记注册，或不按规定办理变更登记或注销登记或年检手续的，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处罚；
（二）未办理市场登记证擅自开业经营的，责令限期补办登记手续，没收非法所得，可并处1000元以直10000元以下的罚款；
（三）未按规定办理备 登记手续擅自开业经营的，责令限期补办备案登记手续；限期不办理的，可处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
（四）违反本条例第二十条第（一）、（二）项规定不履行职责的，责令限期改正；限期不改正的，处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可责令停业整顿。
前款（一）、（二）、（四）项因停业整顿或关闭市场给入市商品经营者造成的直接损失，由市场经济者承担赔偿。市场开办者依法应当承担连带责任的，承担连带责任。
第四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属无照经营的，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处理；属不办理报到登记手续的，责令限期办理，限期不办的，可处100元以上200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一）项、第三十二第第三款规定的，责令停止经营，处10元以上200元以下罚款；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二）项规定的，处2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发照机关可吊销其营业执照，发证机关可注销或收回其许可证。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三）、（四）项规定的，处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八条第（五）项规定，销售按规定应当检疫而未检疫的农副产品的，责令当事人向有权机关申请检疫，并可处100元以直2000元以下罚款；拒绝检疫或检疫不合格的，没收商品和销货款。
第五十条 拒交城乡集贸市场管理费的，责令其限期缴纳，并可处所欠费用一倍至三倍的罚款。
使用不合格计量器具的，责令其改正，没收不合格计量器具和违法所得，并处10元以上200元以下罚款；销售商品不足量的，责令补足，并处所差数量商品价值五倍到至十倍的罚款。
第五十一条 不按本条例第三十四条规定履行义务，拒绝出具或出具虚假购货凭证的，责令其改正，并处5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罚款。
第五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五条规定的，责令其限期改正；拒绝履行维修、更换、退货义务的，并处10000元以下罚款。
第五十三条 擅自销售被责令暂停销售的商品。转移、隐匿、销毁与被查处行为有关的财物的，视情节处以被销毁、转移、隐匿财物价款的一倍至三倍罚款。
第五十四条 当事人对行政机关依照本条例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和其他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以自收到自理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上一级主管机关申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也可以在收到处理决定之日起15日内直接
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对逾期不申请复议、不起诉、又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机关可以将扣留、封存的商品变价后抵缴罚没款或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五十五条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违反本条例有关规定，严重失职、越权、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索贿受贿，侵害当事人合法权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机关给予行政处分；给当事人造成损害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八章 附 则
第五十六条 重庆市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本条例制定有关实施细则。
第五十七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996年1月10日
八二宪法颁布30年来，我国宪法学界对宪法解释的理论研究大体上经历了一个研究重心上的重要转移，即从对宪法解释体制的研究转移到对宪法解释本体论问题——例如宪法解释的性质、目标、方法的关注上来。这一学术研究重心的转变在进人新世纪后更加明显。从学术发展史的角度观察，我国宪法学研究重心的转变，体现了我国宪法理论研究的发展和深化。本文拟就这一转变做简要的回顾并稍加评论。
一、从宪法解释体制到“宪法司法化”
宪法解释在我国“入宪”的时间甚早。七八宪法规定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宪法，八二年宪法确认了这种宪法解释体制，但从八二宪法颁布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宪法学界并没有将宪法解释问题作为研究的重点。我国第一部宪法学统编教材只用了很小的篇幅对宪法解释的原因和体制进行了粗略的介绍，[1]同一时代出版的两本重要的宪法学专著甚至都没有提到宪法解释问题。[2]那个时代宪法学界更为关心的倒是宪法监督（违宪审查）问题。不过从宪法学理论上说，宪法监督与宪法解释密切相关，[3]宪法解释本身也是宪法实施的构成部分，宪法监督与宪法解释实际上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因此宪法学界对宪法监督体制的研究，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对宪法解释问题的研究。整体而言，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中后期，宪法学界对宪法解释的研究重心从宪法解释的一般概念和宪法解释体制转移到法院能否进行宪法解释的问题上来。这是一个研究逐渐走向深入的过程，也为本世纪初“宪法司法化”的浪潮埋下了伏笔。
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宪法学界对宪法解释的探讨，主要集中于对各国宪法解释体制的介绍，以及对我国宪法解释权归属的论证。1988年发表的《论宪法解释》[4]一文较为详细地论述了宪法解释的原理、各国的宪法解释体制。这是一篇具有综论性质的学术论文，其对我国宪法解释体制的论证深入而具体，已经显现了当代宪法解释学的某些端倪。此外，还有一些论文对宪法解释的一般概念与功能进行了介绍，例如1990年发表的《论宪法解释》一文探讨的问题主要有宪法解释的原因、解释的原则、解释机关、解释的类型以及解释的效力。[5] 1993年发表的《宪法解释之比较》[6]也是从比较法的角度，具体阐述了宪法解释的原因、解释机关、解释原则和解释的效力。由今日的眼光观之，这些文章具有论纲的性质，着眼于对宪法解释一般性问题的介绍，但无论对外国宪法解释问题的介绍，还是对我国宪法解释问题的论证都显得不够深入。
1993年之后，我国宪法学界出现主张改革现有宪法解释体制的论文。这是因为，我国现有的宪法解释体制有其固有的缺陷。现行宪法只将宪法解释权授予全国人大常委会，而全国人大常委会由于繁重的立法任务在事实上无法承担宪法解释的重任，从实践层面看，全国人大常委会也没有做出过正式的宪法解释。为解决这一实践性难题，有不少学者主张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下成立专门性的宪法解释机构负责宪法解释。[7]更有学者主张由最高人民法院来行使宪法解释权。该学者认为，现行宪法将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为宪法解释机构并不合理，因为立法机关的宪法解释以其立法权为基础，为立法权本身所固有，它可以依据立法权对宪法进行解释；相反，最高人民法院却应当成为专门的宪法解释机构。由最高人民法院解释宪法并不违反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因为全国人大可以以宪法修正案的形式推翻法院的宪法解释。[8]也有学者主张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与最高人民法院共同行使宪法解释权，即在全国人大之下设立宪法委员会，而在最高人民法院之下设立违宪审查庭来进行宪法解释；当两者的解释发生冲突时，则以宪法委员会的解释为准。[9]
由法院行使宪法解释权的理论主张，随着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就“齐玉苓案”作出司法解释而逐渐产生影响，尽管当时就有对此提出质疑的论点，认为由最高人民法院行使宪法解释权不合我国的宪法解释体制，[10]但“宪法司法化”的主张依然成为进人新世纪后宪法学界最热门的话题。[11]各方学者从不同角度论证了由法院进行宪法解释的妥当性，但也有不少学者反对“宪法司法化”的提法，反对由法院行使宪法解释权，他们或者主张回到我国宪法确立的由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进行宪法解释的模式，[12]主张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之下设立专门的宪法解释机构直接承担释宪职能；[13]或者主张选择欧洲大陆的宪法解释模式，设立独立的宪法法院专司宪法解释。[14]有意思的是，“宪法司法化”的主张即便在最高人民法院2008年废止有关“齐玉苓案”的批复后也没有消失，依然有学者主张法院适用宪法是我国宪法保障制度的重要特点，[15]还有学者论证我国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宪法解释权并不是排他性的，法院解释宪法不仅是法院的职权，也是法院义不容辞的责任。[16]
单从学术讨论的频度上说，进入新世纪后宪法学界对宪法解释体制的探讨在逐渐淡化。其缘由似乎在于两个方面。其一，经过多年对各国宪法解释体制的介绍和对我国现有机制的研究，多数宪法学者认为，我国现有的宪法解释体制运行不利，应当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之下设立专门的宪法解释机构。这是一个符合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且极为稳重的学术主张，代表了宪法学界的基本共识。对此只需付诸实践，无需再多的论证了，而且也很难再论证出新意。其二，“宪法司法化”的论点虽然依然存在，但其学术主张却存在宪法文本上的较大障碍。我国《宪法》第67条明确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宪法解释权，这是“宪法司法化”的论点无法回避的事实。除非修改宪法直接赋予法院以宪法解释权，否则“宪法司法化”难以实现。因此不少学者认为，在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没有法院进行宪法解释的制度空间，[17]继续讨论“宪法司法化”的学术意义不大。当然，总体来说，我国宪法学界30年来对宪法解释体制的探讨具有非常浓烈的“修宪思维”，无论是主张设立专门宪法解释机构的论点还是“宪法司法化”的主张，都要想方设法“完善”我国的宪法解释体制。严格来说这已经超出宪法学家的应有立场。宪法学的任务在于通过各种方法解释宪法，而不在于对既有宪法文本的批判。[18]或许在新世纪后宪法学界已经逐渐有了宪法方法论上的自觉，那种纯粹以改善我国宪法解释体制为论述目标的研究在逐渐减少，这是一扇徐徐闭合的门。
二、从宪法解释到宪法解释学
与淡化对宪法解释体制的研究相对应的，则是宪法学界对宪法解释的性质、目的和解释方法等本体论问题研究的强化，这是一扇逐渐打开的门。当然，如果要做学术史的探究，对上述问题的研究一直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1988年发表的《论宪法解释》一文就比较详细地介绍了宪法解释的几项原则，即遵循制宪者意图原则、整体性原则和社会利益原则。[19]当然，那个时代对宪法解释本体论问题的讨论基本上都是引介性的。这种状况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才有所改变，而令人惊奇的是，实际上早在“宪法司法化”浪潮之前就有学者开始将研究的目光转向宪法解释的本体论问题了。1999年发表的《试论宪法解释的客观性与主观性》是最早专门讨论宪法解释基本性质问题的论文。[20]这篇论文较为详尽地讨论了宪法解释的客观性与主观性，主张宪法解释既不可能绝对客观，但也不能主观恣意，而应寻求一种相对客观的解释。从法学方法论的角度看，该文对客观性和主观性的讨论，实际上是对宪法解释目标的讨论，而这是法解释学最为基本的问题。[21]2000年，又有学者从宪法解释方法的角度，评析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对《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解释。[22]与同时代人们对宪法解释体制的关注，尤其是与2001年后出现的“宪法司法化”的浪潮相比，这些对宪法解释目标与方法的讨论并不是当时宪法学的主流，但它却标志着宪法解释研究转型的开始。
进入21世纪后，虽然“宪法司法化”的讨论盛极一时，但对宪法解释本体论的研究却逐渐成为一道洪流。在2002年中国人民大学宪政与行政法治研究中心举办的“宪法解释学：基本框架、程序与方法”研讨会上，“宪法解释学”的概念被正式提出，宪法解释学被认为是解释宪法的理论、规则、知识与方法的一门独立学科，在整个宪法学知识体系中处于核心与基础的地位。[23]这一学术会议是我国宪法解释研究的重要转折点，而宪法学者对宪法方法论的逐渐自觉为这个转折的出现和深化奠定了基础，并起到了推进器的作用。2001年就有学者疾呼宪法学的研究应当“围绕规范”，主张宪法规范是宪法学的核心研究对象，而对宪法规范的解释正是宪法学的“看家本领”和“独门暗器”。[24]随着法学方法论在我国法学研究领域的兴起，有更多的学者开始强调宪法学的固有立场，主张宪法学的研究应当以宪法文本为中心，强调对宪法文本的尊重；[25]主张要以宪法文本为中心展开宪法解释。[26]可以说，宪法学者在方法论上的自觉以及对宪法文本的强调，导致了对宪法解释本体论问题的研究开始逐渐取代对宪法解释体制的研究。另外，正是因为有了这种方法论上的自觉，宪法学者即便是对宪法解释体制的研究也主张要以宪法文本为基础，而非抛开文本提出理想型的修宪建议。[27]
新世纪以来，宪法学界对宪法解释基本问题的研究取得了相当的进展，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对宪法解释方法论的研究，这方面的研究可谓当代宪法学的显学，成果丰硕。从发表的学术成果看，有对宪法解释方法论进行概括式讨论的论文，[28]但更多的是对某一种解释方法的专论，例如，比较解释[29]结果取向解释、[30]社会学解释方法等的讨论。[31]二是对外国宪法解释学和解释方法论的引介，主要是对美国宪法解释理论的引介，宪法学者对此发表的论文主要集中于对美国原旨主义解释方法、[32]文本主义方法、[33]德沃金的宪法解释理论等的讨论，[34]也有结合具体案例对德国宪法解释方法的介绍。[35]相比之下，结合具体案例对宪法解释方法的阐述更有针对性，令人印象深刻。三是对宪法解释专门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宪法解释的基本性质、[36]合宪性推定、[37]合宪性解释、[38]宪法解释的效力等的讨论。[39]四是对我国宪法解释实践的阐述和分析。[40]
总体来说，21世纪前十年可谓宪法解释研究的深化时期，由于有了方法论上的初步自觉，宪法解释研究的范围、深度，尤其是对宪法解释方法的研究有了长足的发展。当然，因为宪法学界在方法论上的自觉尚属初步，对宪法解释本体论问题的研究还处于起始阶段，更为重要的是，单就对宪法解释方法的研究而言，不少的学术论著尚停留于单纯就方法谈方法的阶段，自觉应用宪法解释方法论证具体宪法问题的少。宪法解释方法如果不能应用于对宪法具体条款的解释并展示其理性论证的功能，关于解释方法的研究结论或许就不具有说服力。[41]因此，对宪法解释的研究，其意义更在于将宪法解释的方法应用于对具体宪法规范的解释，在其中彰显宪法解释方法的理性论辩力和说服力。最近几年，宪法学界已经出现了具体应用宪法解释方法论证某个宪法条款和单项基本权利的学术论著，[42]也出现了应用宪法解释方法对整个宪法基本权利章进行体系化阐述的论著。[43]这是宪法解释学深化的具体表现。
三、宪法解释：对“宪法守护人”的学术监督
八二宪法已经生效实施30年。30年来，全国人大常委会从来没有做出过任何正式的宪法解释，虽然宪法学界也曾设法找出其认为具有宪法解释属性的文件，[44]但这样的文件屈指可数。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30年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了数以百计的法律文件。需要指出的是，释宪机关对宪法的正式解释并非宪法解释的唯一方式，立法机关根据宪法制定法律，既是对宪法的具体化，也是对宪法条款的解释和实施。[45]就此而言，可以说我国宪法的实施更多的是通过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立法，而不是通过解释宪法的方式来实施的。这就是我国宪法的实施方式，宪法学界需要面对而不是回避这种实施方式。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我国《宪法》第5条明确宣布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从规范的角度看，《宪法》第5条所预设的立场至为明确：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未必总是合乎宪法的宗旨。因此，如果我们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当作是对宪法的实施和解释，那么依然存在一个它是否合乎宪法宗旨的问题。如何判断宪法的宗旨，如何认定立法是否符合宪法的标准，这些都是宪法解释的基本问题，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是宪法学界不能放弃的学术责任。十余年来我国宪法解释研究的转型，正意味着宪法学界对我国宪法实施方式的正视。
实际上，任何国家都有一个“监督者由谁来监督（Quis custodiet custodes）”的问题，[46]这个问题不能做无穷尽的倒推，而必须要有一个终结。从比较法的角度看，美国和德国都有着具体的违宪审查机制，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和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因此被称为“宪法的守护人”。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并非“宪法的守护人”作出的任何宪法裁判都能符合宪法的宗旨，因此美国和德国宪法学理论的一个主要目标就在于对宪法裁判的评论，即对宪法裁判机关作出的宪法裁判进行学理上的批评。这既是对“宪法的守护人”的监督，也是对宪法原则和规范的呵护，还是学术研究发挥政治功能的重要体现。我国没有类似德国和美国的违宪审查机制，但我国并非没有“宪法的守护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因此，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立法的学术监督，就是宪法学界不能忽视的义务。反过来说，如果宪法学界一味地纠缠于对宪法解释体制的讨论，醉心于“宪法司法化”的幻想，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弃之不顾，这不仅意味着宪法学界没有正视我国宪法的实施方式，更意味着宪法学界放弃了其学术责任。
从比较法的角度看，可以说美、德宪法学理论都是围绕着释宪机关的宪法实践而建立起了自己的宪法理论大厦，这些宪法理论反过来又影响到该国的宪法实践，从而形成了理论与实践的良性互动。比如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霍姆斯大法官1919年在申克诉美国案中提出的“明显而现实的危险”标准，一开始只是一个刑法上的认定犯罪未遂的标准，它和基本权利的保护毫无关系。[47]不过这个标准在提出之后即受到了同时代的汉德法官和宪法学家贾菲的学术批判，贾菲同年即在《哈佛法律评论上》发表《战时的言论自由》的学术论文，对美国宪法第1修正案的规范目的—发现真理进行了详细的讨论，[48]后来霍姆斯和贾菲还有着当面的讨论。霍姆斯显然受到了贾菲学术讨论的影响，他后来在Abrams v. UnitedStates案中就是顺着贾菲的思路，提出美国宪法第1修正案的目的在于发现真理，并将“‘明显而现实的危险”（clear and present danger）改造为“明显且即刻的危险”（clear and imminentdanger）标准。经过上述改造，发现真理即成为阐明美国宪法第1修正案规范目的的重要理论，而“明显且即刻的危险”一跃成为言论自由的特殊保护标准。这个过程彰显了宪法理论对宪法实践进行学术监督的巨大意义。
对我国来说，宪法学理论对宪法解释基本问题，尤其是解释标准和方法的探究，能够为立法机关在法律制定过程中提供较为具体的指引。一般来说，宪法规范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很多时候它并不能为立法机关提供具体的指引。例如根据我国《宪法》第51条的规定，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公共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这是一个概括限制条款，立法机关可以根据这个条款制定限制基本权利的立法以维护公共利益。问题就在于“公共利益”的概念过于不确定，因此如果听任立法机关对《宪法》第51条的任何具体化立法，则任何在立法机关看来不合公共利益的行为都将不能得到宪法的保护，[49]这显然有违宪法保护基本权利的宗旨。宪法学的任务，就在于要对公共利益概念做类型化处理，并提出具体的限制标准。例如，虽然《宪法》第51条是概括限制条款，但因为宪法对各个基本权利的保护程度不同，所以各单项基本权利在公共利益的尺度上未必都有着相同的权重。[50]基本权利的这种特点，就要求立法机关在制定限制基本权利的法律时，要具体考虑各项基本权利的不同属性以及宪法的不同保护程度，从而使其所制定的法律能最大程度地符合宪法保护基本权利的宗旨。因此，未来宪法学界对宪法解释的研究，应当在精细化上多下功夫，通过对宪法解释方法的具体应用，而对各单项基本权利的属性、保护程度及其与公共利益的关系形成较为成熟而稳定的理论体系。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宪法解释理论就能够对立法机关提供具体的指引，并发挥学术监督的功能。
四、结论
20世纪宪法学界对宪法解释体制的研究，就设立专门宪法解释机构的结论而言可谓深有共识。宪法学界的这个基本共识也得到了中共中央的回应，[51]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学术研究的政治功能。21世纪以来，宪法学界出现了回归法学立场的趋势，开始强调宪法解释学在整个宪法学体系中的核心位置，主张将宪法文本作为宪法学研究的核心。这是宪法学界方法论上逐渐自觉的体现。当然，这种方法论上的自觉目前还在行进当中，宪法学界对宪法解释方法论的研究尚在起步阶段，共识远未形成，还不足以应用宪法解释方法就宪法具体条款达成有共识的解释方案。例如对于物权法是否违宪的问题，它显然涉及对《宪法》第12条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条款的解释，学界的争议虽然热闹，但多数属于各说各话，无法达成共识，自然也就无法履行学术监督的责任。未来宪法学要做的，就是要在方法论自觉的基础上，通过精细化的研究，逐渐在宪法解释目标、宪法解释性质和宪法解释方法等问题上构筑宪法解释的理论体系，并在方法论的基础上构建和形成对宪法条款之解释方案的基本共识，从而对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立法形成有效的学术监督。
注释:
[1]吴家麟主编：《宪法学》，群众出版社1992年版，第20页。
[2]王叔文：《宪法》，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何华辉：《比较宪法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3]许崇德主编：《中国宪法》（修订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10页。
[4]甘藏春：《论宪法解释》，载《西北政法学院学报》1988年第4期。
[5]王玉明：《论宪法解释》，载《现代法学》1990年第4期。
[6]张庆福：《宪法解释之比较》，载《外国法译评》1993年第2期。
[7]胡弘弘：《试论宪法解释》，载《现代法学》1995年第5期；牛凯：《完善我国宪法解释制度的几点思考》，载《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3期。
[8]王磊：《论我国的宪法解释机构》，载《中外法学》1993年第6期。类似的观点还有苏晓宏：《论宪法的司法解释》，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0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