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和解制度与检察权的运用
徐军
内容摘要
刑事和解制度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刑事和解制度，不能简单移植西方的刑事和解的概念，要在不违背我国刑事诉讼理论基础的构架内，建立刑事和解制度。加害人、被害人、司法机关是刑事和解的适格主体，刑事和解包含两个法律程序，加害人与被害人达成民事和解协议是前置程序，司法机关的裁决是决定程序。刑事和解不应局限在刑事诉讼中的某个阶段，而应贯穿于案件侦查终结后刑事诉讼的过程。刑事和解制度的科学设计应以恢复正义理论为指导，以促进被破坏社会关系的修复、构建和谐社会为目标，要避免刑事和解制度对罪行法定原则、罪行相适应原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的侵犯。在刑事和解过程中，检察机关要充分发挥法律监督职能作用，确保刑事和解的公正性。
关键词 刑事和解；法律价值；刑事和解的主体；刑事和解定义；制度设计；检察权的运用
2002年以来，北京、上海、浙江等地的司法机关对公诉案件适用刑事和解制度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并积累了一定的司法实践经验，2006年以后，更多的司法机关在尝试运用刑事和解制度处理一些轻微刑事案件。刑事和解代表着一种全新的司法理念，它所体现的恢复性司法理念是西方新兴的一种刑事处理方式，目的是恢复犯罪人所破坏的社会关系，弥补被害人所受到的伤害，使犯罪人改过自新、回归社会，它对犯罪人不是简单地视为异类，而是在司法工作者的主持下，在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进行沟通和交流，求得被害人谅解，从而确定犯罪发生后的解决方案。在全球法律文化交流加速和国内和谐社会建设的背景下，刑事和解制度也开始进入我国刑事法学者和立法者、司法者的视野，刑事和解这一全新的纠纷解决模式已经悄然形成，在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之际，刑事和解制度呼之欲出，但与此不相适应的是现阶段对刑事和解的理论研究相对滞后，对刑事和解的主体、定义、具体程序设计等方面存在诸多的争论，本文拟对刑事和解制度与检察权的运用作粗浅的探讨，以作为引玉之砖。
一、建立刑事和解制度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
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党对社会和谐的认识不断深化，明确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中的地位，十六届六中全会做出了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标志着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思想，完全摆脱了“阶级斗争为纲”的桎梏，从以斗争哲学政治观为主转变到以和谐哲学政治观为主，这一转变必将对刑事的立法、司法行为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为确保在刑事司法领域做到司法公正，真正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加强社会和谐的司法保障，党中央在新的历史时期，提出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完善诉讼、检察监督、刑罚执行、教育矫正、刑事赔偿等一系列的战略构想。各级司法机关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实践中积极开展了对刑事和解制度的探索。
1、社会矛盾的特殊性和现实性是催生刑事和解制度的决定因素。从政治的角度看，社会矛盾可划分为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从对事物发展变化影响的强度上划分，社会矛盾可分为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社会矛盾普遍存在，并且不是一成不变，而是总是处于运动发展变化之中，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表现出时代性特征。在人类历史的发展长河中，战争与犯罪对社会关系造成了巨大的破坏，是社会矛盾的主要形式和内容。新中国成立前后，推翻三座大山的压迫和捍卫新生政权，是当时的主要社会矛盾，并且是冲突非常剧烈的敌我矛盾，在生死存亡之际，客观上要以斗争哲学为指导，坚持“一分为二”的方法论，认清敌我，采取极端的斗争方式严厉打击敌人和犯罪行为，以巩固新生政权。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以来，在和平建设年代，我们所面临的任务是，要以和谐哲学观为指导，坚持“合二为一”的方法论，凝聚人心，团结力量，求同存异共同发展，加快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步伐，并非要重建一个新的世界。社会的主要矛盾已不是敌我矛盾，而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不可否认，现阶段刑事犯罪范畴内的敌我矛盾依然存在，表现为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犯罪、反人类罪、黑社会性质犯罪、反社会罪等，某些时候可能表现得非常尖锐，但绝不是主要的犯罪表现形式，除上述几种特定的犯罪以外，其余的大量犯罪行为均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范畴内的犯罪时，刑事和解制度无疑是一个重要的选择，适用刑事和解制度契合了“盛世用轻刑”的法律文化传统思想。
2、刑事和解制度蕴含了诸多的法律价值。刑事和解理论基础由恢复正义理论、价值平衡理论、叙说理论等组成。与恢复正义相对应的是传统刑罚制度中的报复正义，报复正义坚守的是有罪必罚，强调国家权力在打击犯罪行为中的擅断，排斥当事人个人意志对国家权力的干扰和影响，突出在宏观上对犯罪行为所破坏社会关系的保护，较少注意到在个案上的价值平衡，现行刑事法律中没有将加害人对被害人的赔偿情况作为法定情节，而只是作为酌定情节，从一个侧面揭示出报复正义的理论内涵。恢复正义理论认为，犯罪破坏了加害人、被害人和社会之间的正常利益关系，恢复正义的任务就是在三者之间重建这种平衡，旨在重塑一个和谐社会，体现了“个人解决冲突”与国家权力之间的价值平衡，提升了被害人的诉讼地位，刑罚不再是实现正义的唯一途径，强调在实现正义过程中社会关系的良性互动，正义的评价标准不是有罪必罚，而是被加害人所破坏的社会关系是否得到及时修复。刑事和解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充分彰显了刑事法律的正义、自由、秩序、效率价值。
（一）公平正义价值。刑事和解制度坚持的是以人为本，以保护被害人的利益为核心，同时兼顾到加害人的合法权益。对加害人处以刑罚，带给被害人的更多的是精神上的慰藉，使被害人因犯罪行为而遭受的损失得到有效及时的弥补，对被害人而言更具有现实意义，也充分体现出刑事法律的公平性。在我国传统刑事法律理论和实践中，被害人一直处于边缘地位，甚至不能取得与加害人同等的诉讼地位，忽视对被害人利益的保护，不利于被害人人权的保障。刑事和解以加害人的真心悔罪和有罪答辩为前提，这使得被害人能够在一个平和的环境中告诉加害人其行为对自己造成的身体、精神、经济损失后果，了解加害人犯罪时的动机，接受犯罪人的道歉，这种交流有助于减轻被害人的焦虑与仇恨，尽快恢复心理与情绪的稳定，从被害的阴影中解脱出来，在刑事和解制度下，将刑事法律关系由“二元结构模式”改造为“三元结构模式”，赋予被害人刑事法律关系主体地位，提高被害人在刑事案件处理过程中一定的实体权利，从而及时安抚其因犯罪行为及“冷漠司法”而受到的精神创伤，平息其报复犯罪心理，弥补犯罪行为给其造成的实际损失，从而充分实现维护和恢复社会秩序的刑法保护机能。[1]刑事和解制度有利于使被害人尽快获得经济赔偿和精神抚慰，避免加害人从与被害人之间的尖锐矛盾出发，而宁愿选择接受刑事处罚拒绝赔偿被害人的经济损失，加害人虽然因犯罪行为受到了刑事处罚，但被害人却没有得到相应的赔偿，造成一种事实上的不公平，有违现代司法制度所强调的“建立或者强化将被害人的恢复作为首要考虑的恢复性司法制度”，并且也导致当事人之间的关系长期处于矛盾状态；刑事和解制度有利于对加害人合理利益的保护及再社会化。刑事和解制度充分体现了对加害人从轻处罚的司法原则，使加害人所承担的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得以有效平衡，避免使加害人承担更重的有失公允的法律责任，尽量减小长期的诉讼过程、刑事处罚所带给加害人的心理压力。在刑事和解过程中，通过对加害人的教育、感化、挽救、帮助，能促使其对自身的行为后果真诚地悔过。刑事和解一般采取非刑罚化处理方式，使加害人不再承担刑事责任或减轻刑事责任。因和解协议的达成与履行而不再启动或中止追诉程序，对加害人可以避免造成“标签”式的影响，打消其自暴自弃心理，帮助其恢复自信顺利回归到正常的社会生活之中。
（二）自由价值。刑事和解制度的前提条件是当事人之间达成民事和解协议，民事和解协议强调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自由表示，司法机关运用刑事和解制度对案件所做出的处理决定，表明国家权力对私权力的尊重与妥协。
（三）效率与诉讼经济价值。刑事和解制度有利于促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实供述犯罪事实，使犯罪行为及时得到惩处，尽快修复因犯罪行为而受到侵害的社会关系，培养公民的诚信道德意识；有利于节约诉讼成本，减少讼累，提高诉讼效率。适用刑事和解快速、合法、有效地处理大量轻微刑事案件，对案件在诉讼程序上起到了繁简分流作用，使司法机关能更加有效地集中人、财、物等资源，重点处置对社会秩序造成严重破坏、社会影响较大的案件。
3、刑事和解制度是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重要手段和措施，契合了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主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不断化解社会矛盾的持续过程，在刑事司法领域的要求是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不断促进社会和谐，正是为了加强和谐社会的司法保障，党中央在新的历史时期提出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核心是严格依法、区别对待、注重效果。注重效果要求的是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的统一，公平正义和诉讼效率的统一，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区别对待要求的是认真分析每一个具体的犯罪现象，区别犯罪的性质、犯罪的轻重、犯罪侵害的法益、犯罪的情节、手段、犯罪组织形式、悔罪态度，权衡利弊，该宽则宽，该严则严，宽不是法内施恩，严不是法外无度，做到宽严有据、宽严有度、宽严合法、宽严合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刑事立法、司法的指导原则，“严打”方针和刑事和解制度成为这一原则的有效载体。如果说从重从快的“严打”方针体现的是“严”的一面，对危害国家安全、恐怖主义、累犯、重大暴力犯罪、黑社会性质犯罪、有组织犯罪等予以坚决打击，那么刑事和解制度所采取的非刑罚化措施、对加害人的不予追诉、从轻处理则体现的是从宽的一面。刑事追诉的目的在于预防和控制犯罪，在司法实践中，对于某些犯罪，如行为人主观恶性不深、人身危险性不大的未成年人犯罪、过失犯罪、初犯、偶犯等，予以追诉并处以刑罚并不一定能够收到预期的效果，反而可能导致罪犯之间的交叉感染，使被追诉者被贴上犯罪标签而难以回归社会，各地实行刑事和解的司法实践表明，刑事和解对于预防犯罪有着积极意义。刑事和解是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刑事和解将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中的“合意”、“共识”、“可接受性”这些理念和精神结合起来，使得刑事案件的当事人双方都能接受处理，可以尽量减少双方在刑事诉讼中的对立，减少上诉、申诉和其他后遗症，使判决或案件的处理更加符合社会和谐的需要。[2]
二、关于刑事和解的主体和刑事和解定义
关于刑事和解的主体，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一）是认为刑事和解的主体包括加害人、被害人和调停人；（二）是认为刑事和解的主体包括加害人、被害人，不包括相应的司法机关；（三）是认为刑事和解的适格主体包括追诉机关（自诉人），被害人并非刑事和解的适格主体。主要理由是：犯罪不仅侵害了个人法益，现代意义上的刑事纠纷本质上是国家与被追诉人之间的纠纷。在公诉程序中，追诉机关拥有决定诉讼进程的权力，而被害人无权启动或终止诉讼，因此，公诉案件的刑事和解发生在追诉机关和被诉人之间，被害人无权与加害人“私了”本属于公诉范围的刑事纠纷。
要明确刑事和解的主体，首先要准确界定刑事和解的概念。对于刑事和解的定义，目前绝大多数学者都采用西方国家通行的表达方式，即认为“所谓刑事和解，又称加害人与被害人的和解，一般是指在犯罪后，经由调停人的帮助，使加害人和被害人直接相谈、协商，解决纠纷或冲突的一种刑事司法制度”。但这一定义不能简单地移植到我国刑事立法和司法领域，与我国现有刑事诉讼理论存在诸多相悖之处。在我国刑事法律理论中，认为追诉犯罪和对被告人处以刑罚是一项国家权力，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上述定义明显违背了这一原则，直接赋予了当事人解决刑事纠纷的权力，有一种观点认为这一定义完全适用于自诉案件，但也是不能成立的，在自诉案件中，毫无疑问自诉人具有提起刑事诉讼的绝对权力，但其并不具有终止诉讼或对加害人判处刑罚的权力，因为自诉案件在进入诉讼程序自诉人与被告人达成和解协议后，自诉人没有提出撤诉申请的，审判机关仍需要依法律职权结合和解协议的内容做出判决；自诉人提出撤诉的，也只是一项申请权，而不是决定权，人民法院要审查撤诉理由，认为确属自愿的，准许撤诉，认为自诉人系被强迫、威吓等，不准许撤诉。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无论是公诉案件还是自诉案件，在刑事和解过程中加害人与被害人达成的和解协议，从本质上说是一种民事和解协议，是就民事赔偿的形式、数额等达成的合意，是实行刑事和解的前置程序，不可否认，该民事和解协议中包含有一定刑事内容，即加害人与被害人对司法机关将做出的终止诉讼程序或对加害人从轻处理不行使相应的上诉权和申诉权，最终能否实行刑事和解取决于司法机关的自由裁量权，意即刑事和解程序包含两个法律程序，加害人与被害人达成民事和解协议是前置程序，司法机关的裁决是决定程序，由此我们可以在不违背我国刑事诉讼理论基础的构架内，推导出符合我国刑事法律特点的刑事和解的定义：刑事和解，是指在犯罪行为发生后，在案件侦查终结后的刑事诉讼程序运行过程中，被害人与加害人以认罪、赔偿、道歉等方式达成谅解后，也就是在达成相应的民事和解协议后，对司法机关即将在刑事方面做出的处理决定放弃相应的上诉权和申诉权，司法机关在确认民事和解协议的真实性后，对加害人不予追诉或从轻处理的刑事司法制度。主体意味着在某个事件或程序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的人和机关，从刑事和解的定义中可以看出，加害人、被害人、司法机关在刑事和解过程中均起到了重要作用，三者之中有一方不同意，就难以实行刑事和解，缺一不可，加害人、被害人、司法机关是刑事和解制度的适格的当然主体。认为司法机关不是刑事和解的主体，是削弱了国家在打击犯罪行为中的专属权力，认为被害人不是刑事和解的主体，是降低了被害人的诉讼地位，不利于保障被害人的合法权益，与要普遍提高被害人的诉讼地位的国际趋势不符。需要指出的是，实行刑事和解的案件应当有具体明确的被害人，实行刑事和解的加害人和被害人应包括单位犯罪中的加害单位和被害单位。
三、关于刑事和解的适用阶段、案件范围问题
关于刑事和解的适用阶段，在理论界和实践中争议较大，有人主张在刑事诉讼的每一个阶段都可以适用；有人主张在侦查阶段和审查起诉阶段适用；有人主张仅在审查起诉阶段适用；有人主张在审查起诉阶段和审判阶段适用。上述几种观点都有偏颇之处。笔者认为刑事和解应在侦查终结后的诉讼程序中适用，理由是如果在案件侦查终结前适用刑事和解，可能由于当事人的相互妥协，特别是被害人出于获得经济赔偿考虑，不愿说出事实真象，使侦查机关无法查明案件事实，也可能导致侦查机关怠于实施侦查行为，按照当事人的和解协议，做出撤案决定，使一些重大刑事案件降格为轻微刑事案件，这明显违背刑事和解所要求的案件事实清楚。如果仅在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适用刑事和解，只是强调了刑事和解对加害人不予追诉的功能，忽视了刑事和解对加害人还可能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的内在含义。
关于刑事和解案件的适用范围，主流的观点认为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适用刑事和解是各国通例，成年犯罪人中的过失犯、初犯、偶犯等也可以适用刑事和解，还有就是罪犯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案件。笔者以为，除了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犯罪、反人类罪、黑社会性质犯罪、反社会罪等属于敌我矛盾的犯罪和应当判处死刑的案件以外，其他所有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案件都可适用刑事和解，这样才能激发出刑事和解制度大面积化解社会矛盾的功效，更有利于和谐社会建设。
四、关于刑事和解制度与辩诉交易的区别
辩诉交易是一种诉外活动，由控辩双方磋商和谈判，与刑事和解的主体不同；在辩诉交易中，控方以撤销部分指控、降格控诉或者建议法官从轻判决等许诺换取被告人作认罪答辩，以节省诉讼时间和降低诉讼成本，但刑事和解中要求加害人无条件供认全部犯罪事实；辩诉交易可适用于所有的疑难复杂案件，但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有一定的界限；辩诉交易与刑事和解在价值取向和功能上不同，当然辩诉交易制度也蕴含了一定的法律价值：有利于及时地打击犯罪，对被告人认罪给予肯定评价，达到了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的目的。
五、关于刑事和解是否需要调停人的问题
有学者主张在刑事和解中加害人与被害人达成的是一种契约，属于私法调整的范围，要绝对尊重当事人的自由意思表达，不需要其他机关、人员的介入；还有的主张由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和解。笔者主张应由将做出刑事和解决定的司法机关来充当调停人，因为加害人与被害人达成的和解协议含有特殊的内容，不能以简单的平等主体间的契约来看待，加害人与被害人要对司法机关即将做出的某种刑事处理决定放弃相应的上诉权、申诉权，一方面司法机关要对和解协议的真实性、合法性进行审查，同时在加害人与被害人达成和解协议之前，司法机关有义务向加害人与被害人说明在达成和解协议之后，可能的刑事处理决定，而这些工作显然是其他机关、人员所难以做到的。
六、关于刑事和解制度的具体构建
现行刑事诉讼法中，存在一些符合和谐政治哲学观要求的具体制度设计，例如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的微罪不诉制度，第一百七十二条规定的自诉和解制度等，但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角度看，刑事诉讼法仍然需要加强制度创新，在构建公诉案件刑事和解制度上，一是要明确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对要做出撤案、不起诉、暂缓起诉、免予刑事处罚的案件，应严格限定为依法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单处罚金的轻微刑事案件或依法可能判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但具有自首、立功等法定从轻、减轻、免除处罚量刑情节的刑事案件，具体包括过失犯、初犯、偶犯，亲属、邻里、朋友、同事、同学关系中的伤害以及数额不大的盗窃、诈骗、抢夺等侵犯人身权利、财产权利的犯罪。对未成年人适用刑事和解是各国通例，其目的在于加大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对此可以适当放宽和解条件。二是要明确刑事和解的实质要件。案件事实清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行为已构成犯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能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当事人在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况下达成和解协议并明示放弃相应的上诉、申诉权利，是刑事和解的实质要件。三是要赋予当事人刑事和解的申请权和司法机关的决定权。四是要明确不同诉讼阶段的刑事和解方式。在侦查阶段，侦查机关在检察机关的监督下，可以撤销案件；在审查起诉阶段，检察机关可以做出不起诉、暂缓起诉的决定；在审判阶段，法院可以通过简易程序审判，并减轻对被告人的刑罚处罚或建议检察机关撤回起诉；在执行阶段，可以对被判刑人减刑或予以假释等。五是要增设暂缓起诉制度。有些案件当事人之间达成刑事和解协议后，履行协议需要一定的时间，客观上要求在“起诉”与“不起诉”之间采取一种缓冲措施，即暂缓起诉制度。检察机关应针对个案的具体情况，设置不同的暂缓期间，视加害人在暂缓期间的悔罪表现、履行义务情况，而做出是否提起公诉的决定。六是修改相对不起诉的法定条件并要在司法实践中大量运用。建议将相对不起诉范围扩大到依法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单处罚金的轻微刑事案件或依法可能判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但具有自首、立功等法定从轻、减轻、免除处罚量刑情节的刑事案件，以适应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和刑事和解制度。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对相对不起诉的适用，出于对自由裁量权的敏感性，往往是慎之又慎，许多地方采取了人为限制适用比例的做法，导致相对不起诉率过低的现象，这种做法显然不利于和谐社会建设。在和谐哲学观指导下，对符合法定条件的，应大量适用相对不起诉，以最大限度地化解社会矛盾，增进社会和谐。七是建立刑事和解诚意调查制度和经济赔偿转移支付制度、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实行刑事和解制度，在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都有人担心，是否会因为加害人经济实力的差异，出现“花钱买刑”、同责不同罚的问题，以致于侵犯到罪刑相适应原则，特别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宪法原则。司法实践中不可避免会有这样的现象：当事人都有进行刑事和解的意向，但因为加害人经济能力有限，客观上难以对被害人予以经济赔偿，导致无法进行刑事和解。对这种现象，笔者建议，应对加害人的经济能力、当事人之间的刑事和解诚意实行调查制度，如果加害人属经济暂时困难，短期内无法支付较大数额的赔偿金，但有劳动能力保障其有一定的经济来源，应启动经济赔偿转移支付制度，由国家指定的金融机构代加害人支付赔偿金，使被害人尽快获得赔偿，在指定的金融机构和加害人之间形成债务关系；如果加害人丧失劳动能力并没有经济来源，应实行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以确保刑事和解制度的有效实施。八是要进一步完善非刑罚化的各种措施。刑法第三十七条所规定的训诫、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由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罚或行政处分等非刑罚化措施，在司法实践中没有得到充分的运用，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不能完全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要进一步加以改进和完善，以期在充分实现被害人利益的同时兼顾加害人回归社会的实际需要，真正实现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亟待建立和完善的措施有：社区矫正、社区服务、管束制度等。特别是管束制度，对刑事和解后的加害人，司法机关不能放任自流，而要与社区、学校、单位等紧密配合对其实施跟踪帮教，准确把握其工作、学习、生活状况和思想动态，矫正其违法行为和一些恶习，强化其法律意识，打消自暴自弃心理，增强自信心，促其改过自新。九是要完善对违背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而达成刑事和解协议的法律救济手段。对当事人因受胁迫、欺诈、诱骗等非法方式达成刑事和解协议的，要建立相应的法律程序，以纠正错误的实体处理决定。十是要规定刑事和解的例外情形。对于累犯、因同类犯罪曾进行过刑事和解的加害人，不得运用刑事和解，以避免刑事和解无节制的滥用，导致对轻微刑事犯罪起不到应有的震慑作用。
西宁市城市园林绿化管理条例（2002年修正）
青海省人大常委会
西宁市城市园林绿化管理条例
（1995年7月12日西宁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 1995年9月22日青海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批准 2002年8月30日西宁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修订 2002年12月3日青海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批准修订）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促进城市绿化事业的发展，改善和保护生态环境，创建生态园林城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城市绿化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市城市规划区内的园林绿地规划、建设、保护和管理活动。
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城市园林绿化，是指在市区、近郊区以及城市建设和发展需要实行规划控制的区域内植树、种草、栽花、育苗，兴建和保护管理各类绿地及其设施，营建风景名胜区等绿化环境活动。
本条例所称城市园林绿地，是指公共绿地、居住区绿地、单位附属绿地、街道绿地、生产绿地、防护绿地、风景林地。
第四条 市人民政府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园林绿化实施监督管理。
区、县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园林绿化建设、保护和管理工作。
第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把城市园林绿化建设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不断增加城市绿化经费的投入，保证城市绿化工作的需要。
各级人民政府鼓励和提倡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投资或赞助兴建城市园林绿地，兴办苗圃、花圃、草圃，积极开展认建、认养、认管绿地活动，引导和组织兴建纪念林、种植纪念树。
第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有关部门加强城市绿化的科学研究，推广先进适用技术，提高城市绿化的科学技术和艺术水平。
第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大力开展宣传教育活动，增强全社会保护和建设生态环境的意识。
第八条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应当依法履行城市园林绿化义务。
第九条 市、区（县）人民政府对在城市园林绿化工作中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应当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 规划和建设
第十条 市人民政府应当组织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和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等共同编制城市绿地系统规划，并纳入城市总体规划。
第十一条 城市园林绿地系统规划应当合理布局，根据城市发展需要，合理安排同城市规模相适应的园林绿化用地面积。
城市园林绿地系统规划建设指标应当达到如下标准：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不得低于35％，绿地率不得低于30％，人均公共绿地面积不得低于8平方米。
第十二条 城市园林绿地系统规划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一）绿化发展目标、城市人均公共绿地面积、绿化覆盖率和绿地率等规划指标；
（二）防护绿地、大型公共绿地等的绿线；
（三）各类绿地规模和布局；
（四）绿化用地定额指标和分期建设规划；
（五）植物种植计划。
经批准的城市园林绿地系统规划和城市绿线应向社会公布，接受公众的监督。
第十三条 在城市规划区内新建、改建、扩建的建设项目实行划定绿线管理制度，明确划定各类绿地范围控制线。
凡改变绿线申报规划建设项目的，必须经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严格审查，并加盖绿地系统规划审批专用章，方可办理规划（施工）许可手续。
第十四条 新建、改建、扩建工程项目，建设单位经办理建设用地征用手续后，按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的用地规划许可证的要求，到市、区（县）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审验其附属绿化工程规划方案。
市、区（县）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在7个工作日内对建设单位提交的有关图纸及相关资料进行审核，经审核合格的，方可办理建设许可证。
第十五条 新建、改建、扩建的建设项目绿化用地面积占建设用地总面积的比例，必须达到下列标准：
（一）公园的绿地面积不低于其陆地面积的70％；单位附属绿地的植物种植面积不低于其绿化用地面积的80％；
（二）居住区不低于35％，其中公共绿地面积按居住区人均1.5平方米建设；
（三）城市主干道不低于25％，次干道不低于20％；
（四）工业企业、交通枢纽、仓储、商业中心等不低于30％；
（五）产生有害气体及污染的工厂不低于45％，并按国家标准营造防护林；
（六）机关、团体、学校、医院、休（疗）养院（所）、科研单位、公共文化设施以及驻军（警）部队等单位不低于40％；
旧城区连片开发项目，比例可以降低5％；零星改造项目，比例可以降低10％。
城市中心区等需要特别控制的区域的绿化控制指标，由市规划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实际情况规定。
第十六条 个别建设工程绿化用地面积达不到第十五条规定的标准，又确需进行建设的，经市城市规划主管部门审核，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并按建设项目所处地域和所缺绿化用地面积缴纳绿化补偿费，由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城市规划统一进行绿化建设。
第十七条 建设项目的配套绿化工程费用，应列入该建设项目总投资。
建设项目的绿化工程建设，应与建设项目主体工程同时规划、同时设计。
新建城市绿地，应设绿化专用供水设施。
第十八条 建设项目绿化工程完成的时间，不得晚于主体工程完工后的第二个年度绿化季度。
第十九条 城市园林绿化工程的设计和施工，应当委托持有相应资格证书的设计、施工单位承担。
城市园林绿化建设工程的规划设计方案按下列规定审批：
（一）市、区（县）属城市大型公共绿地、风景林地的规划设计方案，由市、区（县）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主持审查，报同级人民政府审批；
（二）公共绿地、居住区绿地、风景林地和干道绿化带等园林绿化系统规划设计方案，由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三）新建、改建居住区和大型公共建筑等建设项目的园林绿地系统规划设计方案，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参加审查。
建设单位必须按照批准的城市园林绿地系统规划、设计方案进行施工，规划、设计方案确需改变时，须经原批准机关审批。
第二十条 城市园林绿化工程的设计，应当突出生态效益、地方特色和民族风格。
城市园林绿地的建设，应当坚持因地制宜，以植物造景和种植树木为主，选用适宜本地生长的树木、花草。
第二十一条 城市园林绿化工程的设计、施工、监理，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绿化工程竣工后，经验收合格，方可交付使用。
第二十二条 绿化工程必须按技术规程施工，提高栽植质量，树木和花草的成活率均应达到85％以上。
第二十三条 城市新建、改建和扩建电力、通信、市政等公用设施工程项目，应当有利于保护城市绿化成果和正常养护管理。
第二十四条 生产绿地应当适应城市园林绿化建设的需要，其面积不得低于城市建成区总面积的2％。
第三章 管理和保护
第二十五条 城市园林绿化实行城市园林绿化专业组织和所有权单位相结合的管理制度。
（一）公共绿地、风景林地、街道绿地，由所有权单位和城市园林绿化专业组织管理；
（二）各单位管界内的园林绿地和单位自建的公园、附属绿地，由该单位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管理；
（三）居住区绿地由居住区管理单位或街道办事处管理；
（四）生产绿地由经营单位管理；
（五）沿街的单位和个人有保护门前绿地的义务。
城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对各管理责任单位和个人的园林绿地保护和管理实施监督检查。
第二十六条 树木所有权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的规定确认。
第二十七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城市园林绿地。因建设或者其他特殊需要占用城市园林绿地的，必须经市、区（县）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后，并按所占用绿地面积和绿化植物的价值缴纳绿化补偿费。
第二十八条 因建设需要临时占用城市绿地的，须经市、区（县）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工程竣工后，由建设单位负责恢复原貌；未在规定期限恢复原貌的，由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组织恢复绿地，其费用由建设单位承担。
第二十九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损毁城市树木花草和绿化设施。
因建设或其他特殊需要迁移树木、绿篱或拆除花坛、花带、草坪的，由区、县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审查后，报市城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迁移树木、绿篱或拆除花坛、花带、草坪的所需费用由申请者承担，并向树木权属者按有关规定缴纳树木及设施补偿费。
第三十条 树冠影响架空线路时，由线路管理单位通知树木管理单位负责修剪，修剪费用由线路管理单位承担。
因管线发生突发性事故或因不可抗力致使树木倾倒危及管线、交通、建筑设施安全的，有关单位可先行处理，并在3日内向区、县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报告。
因交通肇事损坏绿化设施和树木花草的，由肇事者按损坏价值向绿地管理单位缴纳赔偿费。
第三十一条 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有关规定严格保护和管理古树名木、稀有树种和具有纪念意义的树木，建立古树名木的档案和标志，并指定单位或人员养护管理。禁止随意修剪、迁移和砍伐。
第三十二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在城市园林绿地内设置与绿化无关的设施。
严格控制在城市公共绿地、防护绿地、风景林地内举办文体、展览等活动。确需举办的，须向当地园林绿地管理单位提出申请，经市、区（县）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后，在指定地点从事活动。
前款所列区域内不得新建餐饮服务经营等设施。已建成的，应当鉴订管护协议，明确责任，加强绿地管理。
第三十三条 在城市园林绿地内禁止下列行为：
（一）损害花草树木，在树上钉钉挂牌、拴绳挂物、张贴广告标语，攀折树枝、刻剥树皮、倚树搭棚、采摘花果、践踏草坪、损坏花坛、绿篱；
（二）停放机动车辆和私自设立广告牌；
（三）堆放杂物、倾倒垃圾、排放污水、取土、挖沙、采石、放牧、打猎；
（四）燃放鞭炮、焚烧物品、挖坑垒灶；
（五）其他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损毁城市园林绿地及其设施的行为。
第三十四条 城市绿地管理单位，应当建立健全管理保护制度，精心养护园林植物，维护园林建筑设施，保持树木花草繁茂，设施安全完好。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擅自改变各类绿地范围控制线进行建设的，由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可处以所缺绿地面积绿化补偿费1～3倍的罚款。
第三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八条规定的，由市、区（县）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完成；逾期未完成的，可处以建设项目绿化工程投资1％～3％的罚款。
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九条规定的，由市、区（县）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施工、限期改正或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可按园林绿化建设项目投资的1％～3％，对建设单位和设计、施工单位同处罚款。
第三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擅自占用城市绿地的，由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迁出，恢复原状，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临时占用城市绿地造成相关设施损毁的，占用者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擅自砍伐树木的，由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责令补栽3～5倍的树木，可以处以树木价值3～5倍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条 损伤、砍伐古树名木的，由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侵害，赔偿损失，并处以损失价值5～10倍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二条第一、三款规定的，由区、县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责令立即迁出，并处以200元～1000元的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二条第二款规定，不在指定地点从事活动的，责令限期迁出；林木、绿地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并处以损失价值3～5倍的罚款。
第四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的，由市、区（县）园林绿化行政管理部门责令赔偿损失，并处以20元～200元的罚款。
第四十三条 拒绝、阻碍园林绿化行政执法人员依法执行公务的，由公安机关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给予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四条 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和城市绿地管理单位的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一级行政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章 附则
第四十五条 本条例规定的各类补偿费和赔偿费的收取标准，除法律法规规定外，由西宁市人民政府报请省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
收取的各类补偿费和赔偿费一律上缴同级财政，列入城市绿化资金，专款专用，不得挪用。
第四十六条 本条例应用中的具体问题由西宁市人民政府负责解释。
第四十七条 本条例自2003年2月1日起施行。
